两条歌唱的鱼之梦

——读《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

                                      王晔

    拿到作者寄赠的微型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先是好奇地翻阅，继而欲罢不能，颇有触动。莫言先生已有长篇概括性评论推介此书，而我完全不是好书榜评论员。并且我以为文体到底是微小说还是小品文，并不那么值得纠结。作者讲述的故事，也是表象，最重要的在于故事营造出的世界，到底呈现什么模样，给读者怎样的共鸣。我相信，料理的精髓往往在于汁。作者的学识、经历很重要，可那还不是目的地本身，关键是训练了作者营造自己的世界的独门绝技。这样的作者的作品等待能在某个句子，某个段落作出呼应的读者。有无呼应，有怎样的呼应，既和文本有关，也关乎读者本人的人生和阅读经验。所以，我不企图对该书作什么客观定论，我所作的，是记录下作为一个读者的纯主观的，对某些篇目的阅读感悟。

南坡居士也就是马悦然教授是个通拉丁文、中文、英文、法文等多种文字的语言学家，真正学贯中西，加之作过包括外交家在内的工作，交游广阔，所以，也真是个少有的通博高人。于是他的微小说里，古今中外的原料都有，虚虚实实。虽然读者不该作索引派，将小说里的马悦然和现实中的马教授等同，小说中的马悦然总有现实中马教授的影子。这马悦然和他的名字一样中西合壁、且古且今，说几句四川话、几句山西话，在中国寺观里出没，和神仙、释道摆龙门阵。他写了很多古典人物、书本里的人物。我猜，古典人物因书本和他神交长久，实在可称比个别现代远亲还熟。神交和学养有关，更关乎性情。

马先生遇到的事儿真不少。《是真的还是假的》说的是“我”于1956年在北京琉璃厂遇到一幅八大山人的画。“我”问，真的假的。人家说:“差不多是真的。”“我”不解，要么真，要么假，哪有什么差不多真呢。然而，就真是有。人家又说:鉴定员一半以为真，一半以为假。不管怎样，人家没说，“差不多是假的。”

这是记忆中沉淀的往事，它能在漫长岁月和繁多事件中沉淀下来，就说明有它的玄妙。正如“我”所言，“我”在1956年前太天真，以为物事要么真，要么假。“我”没有赘述买画后人生观的变化，但至少，鉴定画作这一偶然的小事件，透露给“我”及读者的恐怕是无可奈何的道理:“明明白白”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理想概念，人往往买着假玩味着真，也可能得到了真，却疑心是假或并不以为贵。倘若一幅画，抱着哪怕是假，因笔法、布局有可取之处而买下，或因某种心甘情愿而入手，或可解决世间的不少难题。“我”，结果买下了画，买的大约就是“差不多是真”这话造成的心甘情愿的效果吧。

另一件是更早的往事。“我”记忆惊人，记得多年前的电话号码，记得一包烟草在60年前的价格，等等。然而这篇微小说的标题里恰恰有“我不记得”的字眼。要说“不记得”，“我”明明是记得不少的，还给记了70年。70年前的一个冬夜，“我”的小学同学在背包和大衣口袋里装满石头，跳入海水。“我”记得这同学的葬礼，尤其葬礼上，和众人一起唱圣歌的我内心的行动——要努力把这同学生前的容貌回想起来，牢牢记住——可无论怎样，都想不起来。《我简直想不起来他的面孔》呈现出的是一个不无温情，更不无残酷的现实。“他”在记忆中，但他也是被刮掉了面庞的，没有目光，没有言语。死亡之手把这人与人沟通最传神的部分一笔勾销。“我”凝神想了很久，试图将“他”的容貌想起、铭记——但都是徒劳。一个无法给记住的人却又以这无面部的极端方式，给记忆了70年之久，就像生命之重终究难以抹去。生命之重，不光是人，也会有其他，以这种给刮掉面庞的不为人意志左右的方式，和我们的感知着的日子同在。这是要让我们对自己会感知的心灵有一份骄傲吧。

南坡居士自述是偏好笔记小说的人。他果然是无法不沾上一袖笔记小说的气息，举手投足都有魏晋风度。开篇的《梦境》，此后的《骑往过去的自行车》，甚至那些让嫦娥作了吴刚的野蛮女友的故事，都有这样的效果。除喜好笔记小说，南坡居士恐怕是个喜欢，更善于作梦的人。他的梦里一头牵着自由的飞驰，一头咀嚼出日常的况味。好像他是这么个人，思绪不停，不得不让思绪在不同的时空行走，而后记录下的所见、所听里，一份顶真和一份诙谐共生，一份喜欢和一份悲凉同在。我一边阅读，一边想，南坡居士写的岂不是喜剧，转念，喜剧二字不足以概括。踏遍万水千山之后，体会到的悲喜，没有化作大痛大乐的倾吐，南坡居士喜欢的是随兴席地而坐，和有缘人摆几句龙门阵，呷两口小酒。

有谁见过“卖梦的人”呢?南坡居士见过，信不信由你！不但见过，还是十多年后，在四川老地方的久别重逢。卖梦的老王还记得“我”。“我”问生意如何。老王说，不错，“现在人家更需要做梦叻”。老王卖的梦如今有三种:恶梦，佳梦，狐狸精梦。恶梦，据说因醒来，做梦人深觉庆幸，价格最高;佳梦居中;狐狸精梦最便宜，其效果由购买人决定——这又是南坡居士的调皮之处了。唯一让我放不下的是，老王过去卖的梦似乎更多，那多出的，真想不出又是些什么花头。

“借风景的老人”也是南坡居士的神交对手。“我”到峨嵋山上去，走到天梯，向东看，云海不见了。上了金顶，向西看，西藏的雪山还在。向南看，重山还在，向北，长江还在。偏是东边，云海没有，佛光和佛灯也不见了。“忽然一个背着很大一个背囊的老头儿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非常抱歉，`他说，我叫你失望！我马上把我所借的还给自然！”刹那间，一切恢复。晚上，老头儿说出原委，摩诘比他小12岁，可他体弱，上不了山，老头儿就来背云和景回去给摩诘看。两人作诗、作画。这是一个从白日延续到夜晚的梦，一个关于“失望”和“向往”的梦。吞吐云山之气，抒发于笔墨之间，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人与大自然如此亲密的接触，这岂不是一个大向往和大希望。云海就是忽隐忽现的巨大希望。

《罢工的影子》是段会作梦的南坡居士的妖艳意识。妖艳一般是给绝色美人的字眼，但我实在找不出更适合的。因为其实在妖艳，值得全文抄录: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离开酒吧慢慢地走回家。到了第五个路灯我站住，把酒  吧里穿迷你裙那姑娘偷偷递给我的那条子从口袋里拿出来看。还没看完就发现我的影子靠在墙上，就如同一匹马一样睡着了。“老黑，你怎么了，酒喝多了么?”我说。“罢工！”他说。“没听说影子会罢工！”我说。“等人！”他说。“等人！”我说，“影子不等人，影子跟随人呢！”我说。“那姑娘的。”他说。“酒吧里的”“穿迷你群的”“偷偷地把那条子递给你的，”“我亲眼看到的！”(你该知道影子的肺，容量不大，得简省空气)。“她约我在这儿等她，”“在第五个路灯之下”，“我在这儿等她。”

他把我简直弄得没办法！“好！”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走到第六个路灯。往后看，就发现老黑还在那儿，靠着墙。有人过来问我有没有火柴。我点燃他香烟时，他突然发现我没有影子。哦哟！那人看我一眼，就跑了。

回到家里我想再看看那穿迷你裙的姑娘到底写的是啥子，可是找不着那条子。我可能把它丢在第五个路灯之下。

    对这样一篇几乎完美的微小说，应该是不必也无法赘语的。影子的名讳真逗，叫“老黑”，影子不等人，随人，这会儿却坚决罢工。老黑嫉妒地看到了递条子的一切细节，递给“我”的，可老黑也觉得，姑娘是约它老黑的。一个希区柯克风的火柴插曲将“我”弄成失重的鬼魂。没有影子的“我”，一点也不比没有“我”的影子更重。“我”回家，纸条不见了，那兴许原本真是写给老黑的……一个被以为是无知无觉的老黑的感伤、几乎愤怒的欢喜，意识到束缚的反叛。不是我的，是老黑的，也恐怕依然是我的，但到底还是老黑的。我，注定无法读全纸条上的内容。而老黑，也是心有余的，老黑的肺容量不够。

    前文说过，读小说甚至散文，不能当考据派，但我在作读者时也难以免俗，会觉得小说集中某些篇目有半自传成分，所谓半自传，不必形似，更在神似。比如南坡居士写《文芬的故事》，虽是杜撰，因点了文芬的名，就一点成“真”了。真真假假，本身何尝不是奥妙。我和作为作家和文化人的陈文芬女士只是如水的笔墨之交，远远地看她眉清目秀，听她声音悦耳有力。有比我更了解她的人，告诉我，文芬是媒体“家”，一个“家”字掷地有声。文芬作事的干练我不曾近距离体会，但她的文字有一种鲜辣、天然的力量。这是从一个初看纤弱的身体里，人们不会预料的。

我读南坡居士写《文芬的故事》的开头，如临其境，炸炸的一个“啊”字:“啊，我那天真的气得要命！我们在山上挖山药蛋得时候，下等兵忽然问我会不会叫床！“会呀！”我说。那狗日的好像认为我会脸红！我倒不怕他！客家女人厉害。”

这种厉害又是特别朴实的。“我”偶尔和村里的金兰聊天。聊得单纯，不谈男女，“我”只知道她喜欢二明。“我”也有喜欢的王老师，但文中不打算明确，“我”是否把王老师作为男人来喜欢，那是“我”在村里最喜欢的人之一。王老师尊重“我”。一天，王老师请“我”晚上商量事情，“我”想“王老师是个光棍，他肯定很寂寞。”看来，“我”想得挺单纯——可这也是个复杂的单纯。

“我”还是去了，王老师让“我”帮助教学。“我”高兴极了，搬到学校，就住在王老师隔壁。王老师在深夜的踱步让“我”觉得，“啊，王老师和下等兵和二明一样”。“我”不管他身份低，“要是我的命运决定我在这个村子里要过一辈子，我就愿意跟他生活在一起。”后来，有人给王老师送了个“对他合适”的大了肚子的女人。“我”送王老师200块钱。

“我”用真心感觉人的寂寞、可怜、愿意、合适，也意识到命运。“我”平平静静，在他人的所有言语和行动的波动后，一概用最简洁的既聪慧又懵懂的言行回应:会呀。我还是去了。第二天我就搬进学校去。我愿意。我送钱。——这女子像是无论在哪儿都能扎根和开花。

这样一个文学化的“文芬”，有流浪的力量。现实中的文芬的微小说，第一辑取名“流浪到台东”，恐怕是个必然的偶然。流浪的人表面水波不兴，却记着流浪中的点滴，这样的人怕是最感性的。就像流浪猫总比家猫有更多不安、敏感和个性，唯其如此，文芬才能听到嗜酒的胖子的腹中小虫乐队的演唱，才能和失忆的旧同僚对坐，对答:“你到底是谁?”，“我是一只猴子。”“哼，我早就知道了。”

但这样一个流浪的文芬，似乎更因为流浪，对原乡有着历史的记忆。她能感知长辈的感受，成为自己内心的重。《自由落体》就是从长辈的血肉中接续而出的完美文字:

父亲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大手术被人推出来，我听见他喃喃地说着:“自由落体，坠落、再坠落。”那是麻醉醒来的感受。

酒醉驾车的人闯祸，撞得他骨盆破裂，大小腿骨折。进了医院变成了医疗体系人球，到了能开刀时，已转到第三家医院，能活下来是奇迹。我怕他死了，从此不知他是如何少小离家的，父亲清醒过来，我抓紧时间，问了他来台的经过。

他是上学途中，被军队拉了来，军人骑马，学生走路，沿江西边境、广东、广西再走回广东，终于登船要到台湾。

船开离岸的那一刻，军队遗留在岸上的马，一匹匹往海里跳，想追随它们的主人。

自由落体。追落、再坠落。

   于是我们知道自由落体是有前世今生的。父亲的来台经过给文芬轻描淡写地带过。是匪夷所思的经过，轻写中更突现命运之荒诞。想轻松笑过的命运并不能给轻松摆脱。自由落体确实是麻醉醒来，“父亲”对手术的记忆犹新，也是历史的波澜翻弄时刻的“马”的体验。而世间人物，又有哪一个不是造化手中的自由落体。“马”的行为和体验，从“父亲”的手术经历和术后体验中复现出来。“马”和“父亲”浑然一体。往海里跳，往命运的海里。“马”和“父亲”，战事和手术，海和命运，是实写，也是天然的互文和象征。“我”急于问询父亲来台的经过，不如此，怕也不明白自己的前世吧。

文芬也有很多的故事呈无限的小儿女柔情，暗合第二辑的名称“月光街”。比如《向左梦，向右梦》写一个丈夫把前夜的一个怀抱理想主义的大梦带到了早晨饭桌上，丈夫记得，妻子在梦中的眼神，似乎责备他和人白费口舌。丈夫问，那时你手上玩着什么东西。“我”心虚。“我也有梦，我站在衣柜前找衣服，找不出想穿的，突然想到，“我”有行动电话，那里早存了衣服相片和位置的档案。——可见，台湾小妖文芬和南坡居士马悦然一样是爱作梦的人。文芬有天生的幽默，文芬的幽默，时常呈现出后现代的酷酷的感觉。比如《容易》、《光头孕妇》，以至于到《完美的人生》一篇，写96岁寿终正寝的老太，按风俗，因为有7个子女，给套上了七件衣服，像豌豆公主。其中的一个子女直担心老太会热“死”。——文芬实在不光能黑色幽默，且胆大心细了得。

南坡居士和台湾小妖，这两个是能做梦的，有故事的人。梦中的自我，应该是更真率的自我。我猜《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这本书就是两个有故事，加之会做梦的人写成的书。当今社会里忙碌的人和出书的人如过江之鲫，但有故事、会做梦的人，我以为实在就像“会唱莫扎特的金鱼”，多乎哉，不多也。

                 2013年2月15日 正月初六 写於 瑞典

原载《书屋》杂志2013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