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坠入贵人头的含义

徐江伟

西安博物馆藏有许多唐代皇族大墓中出土的陶塑人像。这些雕塑的珍贵之处是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塑像的衣着、神态都在传递他们的民族背景信息。甚至还蕴藏着华夏文明起源的历史信息，只是有些还没有被中国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掘出来，例如胡人贵官像上的奇特冠饰，就有继续“发掘”的价值，如图：

    西安博物馆藏唐三彩胡人贵官塑像，这些胡人都来自西域，远至伊朗

唐代，来自西域的胡人许多还官至宰相，据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就记载有出自伊朗安息国的宰相。关于他们的源出，曰：“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唐代安息胡人还自称是黄帝的正宗嫡系！

高鼻深目的胡人能官至宰相，与唐皇室的突厥背景有关。唐王室与阿尔泰山地区的吉嘎斯实是同宗同源的关系。对此《新唐书·黠嘎斯传》有明确记载，公元708年（景龙二年），唐中宗对黠嘎斯使臣说：“尔国与我国宗一，非他藩可比。”这是唐皇室为胡人、突厥背景的可靠佐证。

上图这个胡人高帽上的飞鸟作坠落状，不是因为此鸟受了伤、折了翅膀，此鸟也不是别的什么鸟，它就是乌，即凤鸟，来自上天的神鸟就是看准了此人，直接坠落在他头上的！

    左，唐三彩胡人贵官俑，头上也落有一只乌鸦

    右，唐代贵族大墓中出土的金凤鸟，它与胡人头上的鸟实是同一种鸟

唐三彩胡人俑头上的鸟并非都作坠落状，也有仰首傲视的，但含义一样，都是神灵所属的标志

特别要注意，神鸟有的已呈孔雀之状，但它仍是乌鸦。凤鸟从来就不是孔雀变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和白山黑水间自古不产孔雀！

这里之所以特别提醒要关注坠落状的鸟，因为这就是原始苯教核心观念之所在，“易”是也！这种人与鸟结合体早在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中就已存在，如图：

内蒙古博物院藏翁牛特旗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面饰，长9.3厘米，宽9.6厘米，就以神鸟坠入头顶造型

此玉面饰年代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相当，构图则与贺兰山阴山岩画中猴脸相同。这只自天降的神鸟在神人头上形成了一个飞鸟嵌入之状，而鸟翅又幻化为两只犄角。其面部特点是有大而圆的眼睛，及獠牙大嘴，这些都在象征猴脸。就是说这是一个人、鸟、猴的结合体。

5000年前的大溪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也有这种玉面饰，只是飞鸟的位置有所不同，如图：

大溪文化神面饰，神人的眉毛成了飞鸟之形，这是飞鸟落在人头上的又一种表达方式

其实甲骨文“羌”字也以这种飞鸟落在猴人头上造型的。就是说，从遥远的史前到殷商时代，数千年间，这个观念是一层不变地表达着的。

这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有鸟从天而降，天祖神灵是也，此人头就是部族军事首领。当神鸟坠头之后，他就神灵附体了，成了神灵在大地上的代表。

事实就这样明白无误地摆在我们面前，就看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天人合一的观念原本是一种权力来源的观念，它一开始就与普通人无关，并不是每个人头上都会落下一只神鸟！

从数量上看，天人合一的观念在良渚文化玉器中有最多的表现，那里出土了许多“山形器”，都在表达这一观念，如图：

    左，良渚文化山形器，神鸟的翼和尾变为山字形，神人也长着大而圆的猴眼

    右，环太湖崧泽文化玉雕神面，这是另一种山形器，其飞鸟坠落之形刻画得最为明显

这些“山形器”应当名之曰“飞鸟坠头器”才好，鸟只剩尾部还露出在外，才被误认为是山字造型。考古发掘显示此器只出现在等级极高的中心大墓中，置于墓主人的头顶，说明它是一种极为尊贵的冠饰。

所有这些玉面饰和山形器都在告诉我们，华夏古人心目中的“天人合一”是有非常具体和明确的对象的，就指“有鸟落在人头上”，也就是神灵附体。

如此看来，唐代西域胡人自称黄帝的正宗传人，并不是胡吹，只有他们原汁原味地延续着红山古人的观念。相比之下，中原汉儒对天人合一的解释早已不得要领，一个原本具体明确的观念被他们严重虚化、泛化了。

关于华夏古人的思维方式，人们几乎一致认为是形象思维的，那么，所形者何？所像者谁？这些“飞鸟坠头器”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古人的形象思维指向是明确的，就是鸟、猪、猴的互动关系，他们认为各种神灵可以互相依附，同时存在，当神鸟降落在某猪、某猴、某人头上时，他就发达起来，当此鸟愤而飞离时，其国其君就衰败消亡了，而不致败亡的唯一途径就是虔诚祭祀，唯祖宗神鸟是从。

可见“易”的观念并非像今天易学大师所说的那样玄而又玄、大而无当，那些喜欢把天人合一观念说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的人，他们说的其实已经与古人的本意不合，属于那种添油加醋、自由发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