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新经济生产委员会，2010年成立麻省理工学院PIE委员会，目的是研究创新如何从构想发展到产品从而进入经济体。这是站在美国几届总统从政府立场看待制造业。该委员会研究发现，不管企业成立的时间有多长，规模有多大，属于哪个行业的，他所在的地区都必须有培训体系、大学、多样化供应商，行业公学以及技术研究中心等资源。因为企业德兴衰靠自己的内部资源是不够的。根据这些资源的密度、多样性、丰富程度，我们就可以把一个有活力的工业体系和一个枯竭贫瘠的工业体区分开来。现在美国各地的中小型企业只能依靠自己内部资源来运作。除了硅谷、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马赛诸塞州的坎布里奇等地区以外，美国现有的工业生态系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创新快速进入市场。这样就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当今新兴产业不断涌现，我们要利用哪些生产能力、技术和商业模式才能保证它们的成功？苹果、高通和思科这些优秀的新企业把产品生产放在海外，但是他们主要的的利润还是美国。这种模式的成功把这样一个问题摆到我们面前，我们还需要本土制造业来抓住创新和创业精神带来的好处吗？在过去三十多年中，科学技术和各国政策相结合，使得各种想法、货物、服务、资本和生产在国与国之间畅通无阻。现在很多产品和服务都可以还国外制造商合作，把创新转化为产品投放市场。美国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可利用的生产容量很高，不再需要自己建立相应的生产能力，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些机会还意味着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展中国家的发明家也可以和国外合作人、供应商合作，达到这些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
但长期来看这些合作关系对美国企业和美国说都是有风险的。风险远远不止专有知识和行业秘密流失那么简单，真正的危险是随着美国企业把科学技术的商业化转移到国外去进行新一轮创新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这是因为企业的认识学习是从产品雏形展示阶段到商业化整个过程中进行的。当车间里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带着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来找负责设计的工程师，一起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法时，企业的认识加深了；当工厂把大家心照不宣的知识转化为标准化的流程，白纸黑字地写在操作手册上时，企业的认识加深了；当产品的最终使用者来投诉，工厂在处理投诉时企业的认识加深了。PIE委员会的研究人员亲眼目睹了这样的认识加深过程，在每一步中，这家企业都学习了很多新知识。即使是深得达规模生产通用公司，也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学习。因此，当生产制造过程搬到国外后，美国用来继续学习的场地就变小了，未来的利润空间和就业机会也变少了。
麻省理工学院PIE委员会的研究概览：
（1）如何保证创新长期不断地持续下去，以及怎样才能把创新带入经济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此进行分析。
（2）我们自下而上地厘清从创新到市场的路线。为了把创新商业化，企业必须要取得资本劳动、厂房、专业知识等资源。我们对获得这些资源的每一步都进行了分析。看看企业是怎样把产品或服务商业化的。国家投资的研究站对创新到市场的具体过程追本溯源。一个全新的发明或对现有产品及生产过程进行改善的想法，是怎样变成在市场上发售产品和服务的？重点就是要找到这条变化的通道。
通过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面谈，具体和详细地了解到企业要把想法变成利润需要的一条什么样的轨迹。
（1）从创新到规模生产是在哪里获得所需的技术资金、供应商、实验设备、专业知识，早期客户反馈必要资源。
（2）它们是在哪里找到这些资源的，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3）它们会把各个运营中心设在哪里？为什么？
（4）生产过程中的哪一部分要与研究开发部紧挨着，才能以最快速度把新产品投放市场，使创新的利益最大化。
创新很多时候是从现在流程和产品技术中成长出来的，于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企业进行的采访记录了发明者和制造商之间的互动，从构思到生产再到产品售出整个过程。
在一般的制造业里，创新意味着把一个行业开发出的技术应用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用途上。一位中西部企业第三代总裁告诉我们，他正在开发用于建筑业的轻型钢材。看看能不能把它利用在国防承包业务中。如果这种想法成功了，他就能帮助航空母舰减轻重量，节约能源。但是我们在美国见到的这类企业，都是依靠自己的内部资源发展的。在开发新零部件的过程中，它们在行业生态系统中找不到可以利用互补的资源。因为很少有外来资金与社区学院的联系也很少。行业协会也帮不上忙，也没有科研机构的协助。而这些资源在德国都是工业生态系统中的标准配置。（摘抄者按：所谓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知道这是该委员会十四年前的采访资料，后来用于了提供总统对华贸易政策）。
从德国和中国学到的经验
PIE委员会四组研究重点是美国以外的企业，主要是德国公司和中国公司。
很多美国创新公司在达到一定规模，拥有一定数量客户之前就停步不前了。我们对此有既定看法，而在德国和中国企业则不同。
德国企业创立在传统基础上：工业生产专业化和客户关系深厚，工人技术水平高，生产能力强大的供应商近在咫尺。我们原以为德国企业模式就是守住市场缝隙，打败步步紧逼的低成本生产商，但是它的潜力远远不止如此。德国模式使得新企业不断涌现。这些新企业建立在现有的生产能力上，通过对现有的产能的转型革新改造及商业化而建成，走得不是美式创新的路子。
我们采访的德国企业，有的从生产汽车转型到生产太阳能电池；有的从生产半导体转型到生产太阳能电池；还有生产摸具转型到生产机器火花塞；还有再转型到生产人造膝盖那样的医疗机械。我们见到的一般美国企业在推进新市场化的道路上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不管是在材料、人力资源、还是资金方面，都没有外来帮助。相比之下，德国企业不仅有传统资源的优势，还有一个富饶的工业生态系统。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互补资源，供应商、行业协会、行业研究中心、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大学和工业合作社以及技术咨询的委员会。相对德国，工业生态系统丰富稠密的资源，美国各地能够利用让制造商的资源非常贫瘠。
对中国企业采访让我们看到它的制造业有极强的创新能力。刚开始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低廉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的价格都很低，货币值也被低估了。使得在服装鞋类公司在西方市场所向披靡。但是我们看到了处于可再生资源等新兴行业中国企业成绩斐然，但不再是因为低廉价格的劳动力，而是因为它们能够把先进复杂的产品设计迅速推动到规模生产和商业化的阶段。但在那些主要客户群还在西方的行业里，美国欧洲的发明家在商业化过程中，通常选择和中国企业合作。因为中国企业具备把知识密集型创新市场化的专长。这些专长包括逆向工程，即把一个成熟的产品重新设计，使它变得更快、更有效率；也包括按照设计生产出一个全新的产品，或者是设立一个全新的生产流程，这些中国企业自身也在不断进行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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