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虫并雕   心迹双清

——写在“心迹双清——李刚田书法篆刻展”之前

2022年11月，中国美术馆将主办“心迹双清——李刚田书法篆刻展”。展出作品近二百件，创作年代绵延近二十年，多为近作，囊括先生书印各种风格。这将是先生迄今最重要的一次书法篆刻展。

先生爱我，俾先睹电子文件。屏间展读，如见挥运，如聆教诲，百感交集，因有所记。

先生之为人，有口皆碑。其过人者，曰用世而谦退，圆融而耿介，庄严而诙谐。所谓用世，是为社会做贡献。先生早岁之志，未必将以书印鸣。既时不利，唯读书不辍，将以有为，克绍家学，嘤鸣友声，寄情翰墨，冶性金石。因而红羊劫余，文化复甦，遂水落石出，木秀于林。乃以书印为己任，挥翰奏刀，著述讲学，齐头并进，日不暇给。而于名于利，则恬然淡然，视有若无，视盈若虚。所谓圆融，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不拘不滞，不卑不亢。先生深喜《道德经》，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先生厚道，仁慈恻隐，乐以助人，几于有求必应，得其教导恩惠者，海内皆是。然而又无欲则刚，崖岸清峻，不肯随世俯仰。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先生庄重，令人肃然起敬，而谈笑诙谐，又使人忍俊不禁。先生之诙谐，乃于社会人生滋味备尝，始能置身其外，宠辱不惊。所谓山高水长，或流为矜持，先生则一无挂碍，蔼然长者也。

先生之为学游艺，正大、渊博、深邃。

先生于篆书，可谓无所不学，无所不能。甲骨、钟鼎、石鼓、摹印、砖瓦，几乎所有篆书的类型，先生都做过深入研究、临习。因为通会诸体，精研六书，临池功夫过人，所以即便冷僻书体，也能著手成春。比如中山王器篆书，受老友徐无闻先生影响，下笔即合。楚简，早年偶见到域外书家有所涉猎，遂即深入研究，于是成为当代篆简帛书的开创者之一。当然，先生最享盛名，成就最大的是小篆，我曾经以“李篆”称之。综观先生的篆书作品，可谓之对清人的改良。所谓改良，即有所保留，有所扬弃。保留的是清人篆书的庙堂气，或谓之正大堂皇之气；扬弃的是清人对烂铜残石的迷恋。清人以金石气为审美旨归，以长锋生宣为工具材料，汲古纳新，固然有其历史贡献，而先生则站在20世纪大量简牍出土之后的立场，重新廓清古人书写状态，使其笔下的篆书生动起来、鲜活起来。当然，先生并不全用简牍之法，他认同清人对钟鼎彝器中正、博大、苍茫的理解，所以其书写并不流于荒率、巧佻、怪诞。比如楚篆，并不摹侧锋蝌蚪之形，反而厚重其笔画，开张其结体，兼顾了冲击力和展厅语境。先生小篆，尤具书史意义。李斯创制，刻石微茫。李阳冰则把形式感推进一步。清以前篆书，大抵只有一笔。邓石如出，以隶法作篆，解决了小篆的书写问题，所以有中兴之功。“李篆”就结字而论，大抵以方为主，远承诏版、碑额、摹印、砖瓦，近酌杨沂孙、赵之谦、齐白石等，有意疏离了“正统”；就用笔而论，不以宛转为藩篱，往往切笔直下，重入轻出，中侧互用，融入简牍因素。所以，如果说邓石如是以隶法作篆，先生则是以简法作篆。平心而论，纵观篆书史，烧笔尖者固卑不足论；赵宧光、傅山，乃至东瀛书家的草篆，大抵借鉴草法而师心自用；有清书家，虽各有气象，大抵不出完白山人笼罩，所以“李篆”之另辟蹊径，别树一帜，堪为篆书史标一里程，堪与前贤争一席地。

中州老辈书家无不擅隶书，先生亦然。老辈书家各有“看家汉碑”，先生则《鲜于璜碑》《孔彪碑》。先生隶书乍看整饬排叠，细观方知其变化，极用心又不动声色。先生早年作隶，尚多碑趣，近年老笔纷披，暗用简法，也回归“书写”，是在保留汉碑基调下，揣测其书写状态。汉简固然是古人手泽，但汉碑的书丹原貌，可能毕竟要比简牍整饬精严。近人参简牍者，于碑碣之庄重静穆、简牍之率意夭矫之间，分量重轻，得失互见，先生则以碑为体，以简为用而不失其正。

如果仍以碑帖两派区别书家，先生固属碑派，魏碑自是立足处。先生楷书，早年亦自欧、颜、柳、赵入，转习魏碑，而倾心元氏墓志。魏碑“平画宽结”一类，多出隶书演变，“斜画紧结”一类，多出锺卫传承。而元氏墓志，多为斜画紧结，书刻精美，成熟程度不让锺王，或许受南朝影响，亦未可知。吴玉如先生谓《元略墓志》与二王息息相通，乃不刊之论。先生所写锺繇，把锺繇放在汉碑汉简的语境中去解读，酣畅朴茂。所写的《元略》《元腾》，又泯灭圭角，一任自然。而早年所学赵体的流动感、《灵飞经》的清秀气，在其楷书中似有似无，若隐若现。一言以蔽之，先生仍然是把书写性引渡到碑志中，从而就形成了似碑似帖、非碑非帖的楷书风貌。自清人写魏碑以来，刀锋笔锋之辨，是难以跨越的问题。不客气地说，张裕钊号“集碑学之成”，亦有“烟灰缸体”之讥；赵之谦何等天才，笔下的姿媚跃动，并不印证他主张的“九拙孕一巧”；近时习碑者更尚奇趣，乃至描头画尾，卧锋倒书，几近杂耍者，亦不鲜见。不做作，谈何容易！先生固有史识、有定见，然而更重要的是靠积学、靠功力，实现了碑志体书法的自然书写，是为“李楷”的突破性。

先生写行书最多，厚积而薄发，受梁任公启发为多，而与楷书会通。碑志中自然率真一路，字间略无映带连属，而顾盼提携，亦有“一笔书”意蕴；行间疏朗，计白当黑，先生擅篆刻，方寸之间，既能气象万千，径丈尺幅，亦能营构如一字。

先生篆刻之名，在书法之上。先生篆刻，自齐白石入，上溯秦汉，后得沙曼翁、苏白指授，勇猛精进。写意篆刻流行之际，先生借鉴黄牧甫，迥异时流，一时成为精雅清新印风代表。既乎满白元朱流行之际，先生又复归秦汉，仍迥异时流，成为当代新秦汉印代表。先生论印章属性、做印、印化等，发前人之未发，导后来之先路，言行一致，则其篆刻以现代观念阐发秦汉精神。其“古印评改”，不仅体现明确的篆刻艺术思想，更是可操作的篆刻艺术技巧，及其自运，则今日之秦汉，而与流派印分庭抗礼。精神则秦汉，观念则现代，至于篆法有自而不固执，刀法精准而不弃修饰，章法排叠而用尽经营，与只求冲击而内涵浅薄相反，初看平淡而内蕴精深，所以能跨越走马灯式的流行样式，而获得穿透时空的力量与印史价值。

一言以蔽之，先生书印较之前修，所守者为三秦汉魏精神、正大恢弘气象，所弃者为描摹做作习气、固步自封町畦，所扬者为展厅视觉效果、自然书写状态。允执厥中，介然独立。

先生学行，“正心诚意”四字而已。数十年来，先生从来不是当红的理论家，从来不故作惊人之语，然而其“文章不写半句空”，所以让人常读常新，宏观则为时代之向导，微观则为度人之金针，这与其艺术实践是相表里的。先生首先强调学古，深挖传统，同时关注时代变迁，审美流变。学科细化的背境下，展厅时代的背景下，书法由读到看的演化中，如何“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如何“无过无不及”，是先生思考的问题，也是先生践行的问题。曾几何时，酷嗜激越变怪者，嫌先生之书印“无才气”；固守烂铜残石者，嫌先生之书印“技术含量不够”，先生不为所动，默默做自己的事，“别人比成功，我则比持久”，终究“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世有怪才鬼才，奇巧诡谲，使人惊心骇瞩；有大才雄才，希贤希圣而至人如常，不皦不昧而历久不磨，使人仰止行止。先生其后者欤？

先生之书印，曰真、曰深、曰自然。真，为尊重文字、尊重经典、尊重艺术规律、尊重个人感受，不搏人眼球、不博人喝彩。深，深化经典作品的形式、深化作品的技术含量、深刻作品的文化意义，所以其作品似乎并不先声夺人，并不让人耳目一新，但让人玩味不尽、言说不尽。自然，则本来当如此，不刻意而如此。先生十分赞同于右任先生的一段话说：“一切须顺乎自然。平时我虽也时时留意别人的字，如何写就会好看，但是，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是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你看，窗外的花、鸟、虫、草，无一不是顺乎自然而生，而无一不美。一个人的字，只要自然与熟练，不去故求美观，也就会自然美观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先生其志其学其才，归于自然。

先生年且杖朝，七十寒暑，黎明即起，手不释卷，笔不停挥，真以书印为乐者。

先生为人则诚挚、悲悯，为学则笃实、深邃，为艺则正大、自然，为文则清通、平易，是谓心迹双清。

壬寅大暑，受业孟会祥拜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