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花落知多少

——从王洛高中说起

孟会祥

前几天，年逾八旬的老校长朱春和先生打来电话，依旧中气充沛，声若宏钟。朱校长说，自《王洛高中志》出版之后，又陆续出版了两本有关图书，现在要继续征稿，出第三本，为收官之作。朱校长如此高年，还是如此豪气干云，值得尊敬，值得学习，也让常常倦怠慵懒的我，感到一阵阵惭愧。

第三本的内容，大抵是让历届学子，介绍自己毕业后的所作所为。按说，应该是由各位优秀的校友，展示他们奋斗的历程和辉煌的成就，让我们得到激励和鞭策，我自揣是不敢参与的。然而，老师点了名，也就不能不起立奉对。

当然，回顾自然围绕着“王洛高中”这个烙印。

1978年，我记得是9月17日，我到王洛高中报到上学，到1982年秋离开王洛高中，前后4年。13岁到17岁，王洛高中就是我的青春期。

1978年，吃饭还是问题，伙上有白面和红薯面两种，交麦子和红薯干兑换，每斤要交3分钱的加工费，大部分同学家里的经济条件，是交不起这3分钱的，所以尽量从家里带馍。伙上没有菜，从家里带咸菜，伙上月而四十天可能做一顿带菜的咸汤，买饭的时候会挤得人摞人。到了1980年，联产承包之后，大部分同学可以吃上白馍了。我想，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意义。相应地，学校条件也非常艰苦。草房教室、柴油机发电照明、学生自己带凳子带床，大抵可以想见学校的硬件。软件也与之相应，入学时，学的是地方教材，记得物理还是“三机一泵”，后来才改成统编教材。英语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学了半年英语，还不知道什么是音标。学校开始没有图书室，后来有了，记得只有一小书架书。那时候男生女生是不说话的，如果没有亲戚关系的男女生说话，会引起羡慕忌妒恨乃至谣言。这样的背景，实实在在地模铸了我的性格。

要说烙印、模铸，我觉得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有理想，能吃苦耐劳。说理想是“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有点大了；要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振兴中华，从我做起”，倒也真不是瞎呲，反正那时候空气中充满了激昂的气息。落到实处，是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1978级的高中生，也是首次通过考试而不是通过“推荐”上的，所以带着升学的愿景。通过高考，可以跳出农门吃商品粮，从而远离“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生活，是现实的功利目的。至于说将来从事什么工作，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则一片茫然。不论是大动力还是小目标，总是能驱动着自己前进，所以对生活、学习中的种种困难，倒也不以为意。条件差，想要有点出息，就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以后的工作、生活中，免不了会遇到种种困难，就会想到，当年那样的条件，都过来了，还有什么是承受不了的？人，天之生材不齐，但每个人，都各有其才，珍惜自己的才情，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一定会做出点成绩。吃苦耐劳，一个“耐”字，意味着意志上的坚忍和时间上的漫长，不屈，不服，不懈，不怠，何事不可为？纵不可为，也要听天命而心安，尽人事而无憾。

另一方面是人格上受老师们的培植和影响。王洛高中虽不是名校，但当年的办学水平，大概仅次于县高，老师们也是群英荟萃。正是老师们有理想，能吃苦耐劳，才奠定了拼搏进取的校风。跟着老师学，学知识是表层的，学为人是深层的。所谓学，也便是见贤思齐，有所向慕，有所规模。朱春和校长乐观、踏实，总像有使不完的劲。韩国旺校长雄才大略，洞明世事，治校如烹小鲜。韩玉堂老师关怀殷殷，发现并激发学生的长处，防微杜渐地收拾着横生的枝丫，庄敬地履行“树人”的本分。李振离老师幽默风趣，学识深厚，我永远记得改成满纸红的作文。李海水老师耿介、纯孝、节俭，他从家里拿黑馍，把白馍带回给母亲，他上课不怎么带粉笔，捡拾地上的粉笔头。王襄枢老师讲历史，如登坛说法，山鸣谷应。王醒民老师有名士风，他讲散文，说美的文章每个词都是美的，其实就是“文气”。他给同样有名士风而博学的程治民老师家写的条幅，我走过程老师家门口时，常常胆怯地瞄几眼。他曾经说，“省长也有利蛋省长，也有笨蛋省长”，让我们敢于肯定自我的价值。朱廷岭老师经历坎坷，他善于解难题，更可贵的是有批判精神，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就断然否定浩劫，他说谁要能说出一条那个时期的好处，他就拿一个月的工资请客，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每个老师，都有独到的风采，这些风采，润物无声地渗入我的性格。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老师也不一定都是圣贤，但老师的过人之处，一定会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

1979年升高二的时候，我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导致的虚荣心裹挟下，选择了理科，实际上我是爱好文科的。这一选择，让我别扭了好多年。1982年，我被新乡师范学院（现河南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基本不听课，整天看文学类书刊，或者弄本字帖乱划拉，每到学期末，就开始了痛苦的“60分万岁”自学模式。别说，这倒让我学会了忍辱负重，也打磨了过硬的自学能力。直到快毕业了，我才良心发现，初等数学教法之类，成绩还蛮好。所以，后来的10年数学教学生涯，我是对得起工资的。1997年4月我来到郑州编书。2001年10月，开始以编辑书法报纸为生。数学的一切，可以放下了，现在也差不多忘完了。爱好这东西，是“不思量，自难忘”的碎碎念，一旦可以朝于斯夕于斯，说实话，确有解放之感。求吾所好，还能糊口，也算苍天厚我。当年决绝地离开体制，外表上看，是时势所致，内在的原因，还是对读书写字的迷恋。我性格懦弱，耽于享乐，做爱做的事时，倒有点一往情深，不能自拔。当然，“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异乡，焉得不憔悴”，个中酸辛，不足为外人道，不过有高中时期的底子，也便安之若素。风檐展读，寒窗冰砚，溺思毫厘，沦精翰墨，不知口体之奉之不若人，唯恨胸襟见识才情功力之不逼古。回顾二十余年来，虽无甚成绩，但要说朝勤夕惕，却也庶几无愧。

真要说自己做了什么，还真是乏善可陈。

我从小没有见过字帖，后来听说过王献之、颜真卿练字的勤学故事，但并没有见过他们的字帖。乡里有善书者，拿麻刷子在墙上写标语；村小学的老师们春节写对联；上文提到的王醒民老师为程治民老师写的条幅，大抵就构成了我心中“书法”的概念。墙上能看到毛主席的草书，记得大队大门就描着毛体草书“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乡下叫“连笔字”，连得多，叫“一笔下来”。后来上了大学，看到了《书法》杂志，才知道书法原来是这么回事。买来《多宝塔碑》《颜勤礼碑》照着描，尔后发现图书馆有字帖，也借来临写。记得看过一位书法家的成才故事，说是不论在什么地方看到好字，马上拿记录本描下来，很受感动，偶尔也那样干。当时，对字体书体、学书次序等，一无所知。后来我到中师教书，数学之外，也上写字课，才不得已认真临习了柳体、颜体。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几家中师中专合编的书法教材要统稿，没有合适人选，主事者让我干，我硬着头皮干了，这就不得不系统地学习了书法的基础知识。之后，我对书法理论，特别是传统书论就有了兴趣。古代文人书家，本来也是作家诗人，其书法的书写内容，其论书的只言片语，与其书法作品，做到了思想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的三位一体。我有点文字基础，读书论没有太大的障碍；对书论有点理解，也有助于提高眼光和技法。凭着这样的互补融通，二十余年来，我写字、写文、编报、编书，从事与书法相关的工作，也算得力。人生在勤，或许只是个骗局，但外无背景，内无天才，不勤又有什么办法呢？所谓念兹在兹，必有回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所付出，就会有所收获。我服务的《书法导报》，获得过“兰亭奖”一等奖，作为副总编辑，我也与有荣焉；我参加过全国书法展、全国书论会；拙著“竹堂文丛”凡15种，其中若干种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河南省优秀图书奖等奖项，《笔法琐谈》是当年上榜畅销书。因为工作关系，也多少有个人努力的因素，我担任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评论与文化传播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社会职务。

我天性好逸恶劳，上学时没少受老师们敲打，竟至今不能自振，所以无所成就，愧对老师们。我没有事业心，也不爱与人争短长。我觉得人生在世，首先是生存，其次是生活，再次是生活得有意思些，如此而已。生活得有意思些，每个人理解的“意思”不一样，各有取舍，都无不可，但有两件事须常自警醒：一是对得起自己；二是对得起别人。不负自己，不扭曲心性，不虚掷年化；不负别人，认认真真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这样的想法，大抵也萌芽于王洛高中吧。

转眼之间，我也年将耳顺，开始喜欢回忆了，特别是半梦半醒间，神游往昔，感慨系之。其中，最常梦到的岁月，就是王洛时期。长绿毛的馍，螫舌头的韭花儿，走着走着就澄清的稀饭，碎砖的路，新漆的阅报栏，黄尘飞扬的操场，忽闪忽闪的灯光，公社院后的坟，校北的大坑，供销社挂着“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牌子的书店……五颜六色的花瓣，纷纷扬扬，飞入梦境，飞出梦境，毕竟，人生只有一次青春，只有一次花季雨季。

2023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