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的时间线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简称《集王圣教序》，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唐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八日京城法侣建立，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行书，三十行，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因碑首横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碑原在陕西西安弘福寺，后移西安碑林。此碑于宋以后中断，传世以未断宋拓本为佳。

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初七，玄奘携佛典回归长安，二月谒见太宗，三月调集人选，组织弘福寺译场，五月开始译经。贞观二十年（646），《大唐西域记》成，进呈太宗御览。上表请太宗为经作序。贞观二十二年（648）六月至九月，奉旨伴驾玉华宫。太宗又劝玄奘还俗辅政，玄奘辞谢。八月，又请太宗为新译经本题序。太宗作《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作《述圣记》。十月，由玉华宫返回弘福寺。慈恩寺建成。十二月，移居慈恩寺，出任慈恩寺住持。

一般认为，怀仁集王羲之书，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开始，到咸亨三年（672）建成，历时24年。《集王圣教序》还有历时15年、20年等说法，均未见出处。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十三年（649）去世。这牵涉到集王羲之书是太宗李世民的主意，还是高宗李治的主意。因为，征用内府藏王羲之书集字上石，肯定要得到皇帝的支持。从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又曾经用行书写碑的情况看，出于李世民的支持更可信一些。那么，历时24年就比较可信。

李世民在世时，慈恩寺虽已建成，并没有慈恩寺塔。永徽三年（652）三月，于慈恩寺中建藏经塔（大雁塔）。永徽四年（653）建成，是年十月、十二月，禇遂良分别书《圣教序》《述圣记》。这个时间，要么集王书已经进行数年，要么还没有开始，也未可知，但尚未完成是肯定的，如果已经完成，也就不劳褚遂良书写了。

    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追念其生母文德皇后（即长孙氏），奏请太宗敕建佛寺，赐名“慈恩寺”，当年建成，是年十二月玄奘住寺。显庆元年（656），唐高宗御书《大慈恩寺碑记》。永徽三年（652）始建慈恩寺塔，二年而成，则塔成于654年。而褚遂良书《圣教序》则在永徽四年（653）。也就是说，先有寺，后有塔；却先有塔碑《圣教序》，而后有寺碑《大慈恩寺碑记》。这个稍微有点乱。

文臣帮皇帝、太子润色文辞，事属职分，而最后居然详细列出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等奉敕润色者的职衔姓名，也是特列。至于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在此项工作中比重较大，倒可以理解。怀仁集字，序、记之外，还集了《心经》，也是特例。怀仁在从事“政治”的同时，无意间做了一件书法大事，更是特例。传说怀仁为王羲之之后，也不知道出处，聊备一说。

启功先生《论书绝句》及此，最值得学习，照录如次：

集书辛苦倍书丹，内学何如外学宽。多智怀仁寻护法，半求王字半求官。

唐太宗好王羲之书，一时风靡。其自书晋祠、温泉二碑，即用羲之行押之体，行书入碑，盖自兹始。僧怀仁刻圣教序，逐字集摹王书以成，正可谓双重护法。

古代碑上文，大都列三人衔名，曰篆额，以篆书题额也；曰撰文，撰作碑文也；曰书丹，以朱色书其文于石上，以其笔迹鲜明，易于刊刻也。而集字则不然，必先以蜡纸摹得真迹上字，再以细线勾勒每一点画之背，轧附于石上，然后奏刀，逐线刻之。古碑后或著石工姓名，然皆只称刻石或称镌字而已。惟此碑后有勒石者，有刻字者。盖勒石者，谓勾字附于石上也；刻字者，谓以刀刻石成字也。昔传集字二十年始成，以其工度之，殆非过夸。

佛家以佛书为内典，其学曰内学；教外典籍为外典，其学为外学。书艺于佛家，亦属外学。怀仁集字，千古绝技，而集字书经咒，颇有误字，知其外学精于内学也。

“般若（b r）”用“般”不用“波”，而“波罗”用“波”而不用“般”。怀仁集《心经》四句偈作“般罗揭谛，般罗僧揭谛”，是不应该的。“般若”是智慧的意思，“波罗蜜多”是到达彼岸的意思，怀仁集字最后题作《般若多心经》也不应该。顺便说一句，怀仁集《心经》，有几个“般”字实是“股”字，则其精于书学，亦觉可疑，但要说他不精于书学，集字之难，排布之美，又巧夺天工，那是不可想像的，或许他只是领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