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民为贵，社稷［1］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2］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3］既成，粢［4］盛既洁，祭祖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注释】
    ［1］社稷：国家的代称。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古代建国时，要立坛祭祀社和稷，所以也把社稷作为国家的别称。
    ［2］丘民：指民众。
    ［3］牺牲：指供祭祀用的牛、羊、猪等祭品。
    ［4］粢：用来祭祀的粟米等谷物。
    【译文】
    孟子说：“百姓最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和谷神的重要性低于百姓，国君的重要性最低。所以说，得到百姓拥戴的人能做天子，得到天子信任的人能做诸侯国的国君，得到诸侯国国君信任的人能做大夫。如果诸侯国的国君危害到了土神和谷神，就要改立国君。如果祭祀用品干净而丰盛，而且都是按时进行祭祀的，百姓仍然遭受旱灾和水灾的威胁，那就应该改立土神和谷神。”
    【阐释】
    一些研究《孟子》的学者指出，这一章是《孟子》一书中阐述得最精辟、最透彻的一章。孟子在这一章里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是孟子所有的观点里最光辉闪亮的一个。
    战国时代是一个生产力异常落后，科技水平异常低下的时代。在那样的那环境之下，上至国君，下至黎民百姓都很讲究迷信。因此，他们对“君权神授，君权至上”的观念深信不疑，这种观念甚至成了全社会的普遍认识。
    然而，在“众人都醉”之时，有一个人却是清醒的，这个人就是孟子。在全社会都把君权视为天地、父母、日月和神明的背景下，孟子态度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观点。他认为，不论是社稷还是国君，其实都是为百姓设置的，如果社稷和国君对百姓没有任何功德，那么不管是谁，百姓都可以换掉他，既可以另立国君，也可以重新建立新的国家。
    孟子的这个观点尖锐、深刻而精辟，他把天子和国君从高不可攀的神坛上拉了下来，又把民权放在社稷和君权之上。众所周知，法国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卢梭也有和孟子相近的民权思想，但孟子这种把民权放在君权之上的思想比卢梭的“民权论”早了整整一千多年，这不仅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重大发展，在中国思想政治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不用别人多说，孟子自己也知道，他的这种把民权置于社稷和君权之上的观点，在社会里注定要受到统治阶级的打压。因此，尽管孟子的民权思想的问世时间比卢梭的民权论早了一千多年，但却一直停留在初始阶段，没有任何发展。这既是孟子的悲哀，也是长期遭受奴役的中国人民的悲哀。
    在明朝初年，作为儒家“亚圣”的孟子本来和“圣人”孔子一起，被后人把牌位供在孔庙里祭祀，但当明太祖朱元璋听人有人读到孟子“民贵君轻”的论述以后，立即勃然大怒，下令将孟子的牌位驱逐出孔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