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关于《表》

    《史记》中的《表》，是以年月为次，排列人物和事件，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属于附录性质。《表》共有十篇，从《史记卷十三》至《史记卷二十二》，包括：《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史记》中的《表》，分为世表、年表和月表三种，除了包括“五帝”的《三代世表》和《秦楚之际月表》之外，其余都是年表，其中，以汉代的年表数量最多。根据其内容划分，又可以分为大事年表和人物年表两类，大事年表按年代顺序记述事件，人物年表则分诸侯国、按不同时期记述人物。

    由于水平有限，本人读《史记》，属于非专业人士的粗略读法。所以，一目一页，一眼一篇，大致上翻阅了一下，没有能力对每一篇《表》都作专门的研究，是为遗憾。

     史记卷二十三：礼书第一

    《书》，是司马迁创行的史体之一。《礼书》，专门探讨有关“礼”的若干理论。“礼”，就是维系世间万物等级、秩序的规定或制度。在《礼书》中，司马迁讲了“礼”的特征、功能和沿革。

    太史公说：“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礼”的品格、功能，实在博大、众多、盛美啊！它主宰万物、驱策人们，岂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我曾到大行礼官那里，研究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演变，才知道，按照人情制定“礼”，依据人性制定“仪”，是由来已久的事了。

    “节人欲”为“礼之辨”，是儒、墨两家理论的分界线，墨家主张“一之于情性”，儒者则主张人欲按等级加以节制。

     “礼”的特征是“贵本亲用”。“礼有三本”：天地、先祖和君师。辨尊卑大小是“贵本”的具体表现。“贵本亲用”是“礼”的最高形式。司马迁论述了“礼”的重要性，提出了“礼为人道之极”、“礼贵适中”的观点。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益损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小人不能则也。”完美极了！将隆盛完备的“礼”作为人道的最高准则，天下无人能有所增损。它情文相符，首尾呼应，富于文彩而不繁缛、有节制，明察秋毫而不苛细、人悦服。天下遵从就能得到治理，否则就生祸乱；遵从者得安定，不从则危亡。“小人”靠自身是不能守礼的。“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圣人道德深厚，是多行礼义，积累所致；恢弘博大，是礼义拓广的结果；道德高尚，是礼义隆盛的原因；心智聪明，是事事尽礼的缘故。

     读完本篇，我“百度”了一下“礼”。现将其内容要点转贴于此，以供参考。

    “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作为观念形态的“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同“仁”分不开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比孟子更为重视“礼”，他著有《礼论》，论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他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不断发生着改变和调整。在封建时代，“礼”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礼”既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之一，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

    《乐书》，专门探讨有关“乐”的若干理论。司马迁所说的“乐”，与如今所说的音乐的“乐”大致是相通的，它包括歌、舞和有关的器具（乐器和舞具）三个部分。司马迁认为，“乐”是由于客观事物被人感知以后产生的。但是，也有不同之处，司马迁把“乐”与“音”、“声”做了严格区分，他认为，心感于物而动，产生“声”；“声”与“声”相感应，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叫做“音”；人因为“音”而产生欢乐，甚至翩翩而舞，都叫做“乐”。所以，司马迁说：“乐（ｙｕè）者，乐（ｌè）也”。就是说，只有使人欢乐的音乐才是司马迁所说的“乐”（ｙｕè）。

    在《乐书》里，有很大的篇幅与《礼记·乐记》中的文字大体相同，史学家认为，《乐书》优于《礼记·乐记》。

     本人认为，《乐书》中最精彩的还是篇末的“太史公说”。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征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

 

稍稍释义一下。

太史公说：古时候，贤明的帝王奏乐，并不是仅仅为了自己心中的欢娱，恣情肆欲，将快意发挥出来。端正教化的人都是从“音”开始做起的，“音正”则行为自然就会“正”。所以，音乐是用来激动血脉、交流精神、调和五脏、端正人心的。譬如，“宫声”可以激动脾脏并且调和、端正一个“圣”字，“商声”可以激动肺脏并调和、端正一个“义”字，“角声”可以激动肝脏并调和、端正一个“仁”字，“徵声”可以激动心脏并调和、端正一个“礼”字，“羽声”可以激动肾脏并调和、端正一个“智”字。所以说，“乐”对内可用来辅助正派的心性，而对外用来区分贵贱；对上用来奉事宗庙，对下用来改变黎民百姓。琴身长八尺一寸，是度数的正数。琴弦中最粗大的一根是“宫弦”，位居所有弦的中央，是弦中的君主。“商弦”在它右侧，其他各弦也都按粗细长短的次序排列，不相杂乱。按照这样的道理，君臣的地位也就端正了。所以，听“宫音”，使人温和宽舒而且广大；听“商音”，使人端方正直而且好义；听“角音”，使人有恻隐之心而且爱人；听“徵音”，使人乐于行善而且爱好施舍；听“羽音”，使人整洁规矩而且爱好礼节。如果说“礼”是从外部对人起作用的，那么，“乐”就是从人心中产生的。所以说，君子片刻也不能离开“礼”，如果片刻离开“礼”，就会有暴横轻漫的行为充分表现于外；而且，君子也不可片刻离开“乐”，如果片刻离开“乐”，就会有奸邪行为从心中产生。因此，概而言之，“乐”和“音”，都是君子用来修养行义的。古时候，天子诸侯听钟磬的乐声而钟磬从不离开庭院，卿大夫听琴瑟的乐声而琴瑟从不离开身边，这些都是为了修养行义的品格而防止淫佚的。而淫佚的产生是从无礼开始的，所以，贤圣的帝王务必使人的耳朵只听雅颂的乐声，眼睛只看表现威仪的礼节，脚步行止只表现出恭敬的容貌，口中只言谈仁义的道理。这样，君子终日的言谈，就不会有不正当的东西侵入了。

 史记卷二十五：律书第三

《律书》，专门探讨有关“律”的若干理论。什么是“律”？司马迁说：“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就是说，帝王制定办事的原则，建立法度，确定万物的度数和准则，一切都遵照“六律”，“六律”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律”就是“率”的同音字，而司马迁所讲的“律学”，就是关于万物形体比例的学问。

在《律书》中，司马迁研究了“律”与“兵”的关系。他说：“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六律”对于兵械尤其重要，所以说“望敌气而知道吉凶，闻声音而决定胜负”，这是百代不变的法则。

在《律书》中，司马迁研究了“律”与“星历”的关系。主要讲“律”与“八方”、“十二月”、“十二支”、“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

在《律书》中，司马迁研究了律数本身的学问。他说：“九九八十一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黄钟长八寸七分一，宫。大吕长七寸五分三分(一)[二]。太蔟长七寸(七)[十]分二，角。夹钟长六寸(一)[七]分三分一。姑洗长六寸(七)[十]分四，羽。仲吕长五寸九分三分二，徵。蕤宾长五寸六分三分(一)[二]。林钟长五寸(七)[十]分四，角。夷则长五寸(四分)三分二，商。南吕长四寸(七)[十]分八，徵。无射长四寸四分三分二。应钟长四寸二分三分二，羽。生钟分：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二。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万九千四十九分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生黄钟术曰：以下生者倍其实，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实，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实如法，得长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钟之宫”。故曰音始于宫，穷于角；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司马迁讲的这些东西，太专业，只能一读了之，本人水平有限，无法理解。

在本篇末，太史公曰：“(故)[在]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

其大意如下：

太史公说：以旋玑玉衡来整齐七政，即指“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等，从古时就加以调配，建立比率，运算历法，编造日月度数，就可以量度了。“合符节”，“通道德”，讲的就是这些东西。

 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四

《历书》，专门探讨有关“历法”的若干理论。一般来说，《历书》按照一定的历法，排列年、月、日及节气，提供有关数据，反映自然界的时间更替和气象变化的客观规律。

司马迁说：“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于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秭先滜。物乃岁具，生于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时鸡三号，卒明。抚十二（月）节，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也。日归于西，起明于东；月归于东，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

大意是：

古时候，历法以孟春月作为正月。这时，冰雪消溶，蛰虫苏醒，百草萌生，杜鹃鸟啼鸣。万物都长了一岁：它们生于春时，经历夏秋，最后到冬尽春分。雄鸡三唱，天色黎明。经过了十二个月的节气，直到丑月即腊月结束，日月运行都已成周。日、月组成一个“明”字，所以，才有了正月的第一个黎明。“明”就是“孟”，“幽”就是“幼”，“幽明”就是“雌雄”。雌雄交替出现，而又与以孟春为正月的历法相符合。太阳从西边落下，自东方升起；而新月先在西方露明，从东方隐于地下。真正是既不由天，也不由人，世间事也大都是这样，所以，凡事都易于破坏，难以促成。

司马迁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大意是：帝王受天命而改朝换代，开始时必十分慎重，所以，要更改历法，改变服装的颜色，推本天体运行的起始时刻，以顺承天的意旨。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大意是：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年代太久远，就不必论述了。黄帝考察星度，制定历法，建立五行序列，确立起阴阳死生消长的规律，纠正闰月余分数值的大小，于是，就有了分管天地神祗和其他物类的官员，称为“五官”。各自掌管一套，不相杂乱。所以，百姓有信赖，神有灵明。民神各有所职，互相敬重，不相冒犯，所以，神给百姓降下好年景，百姓以丰洁的礼品飨祭神，以致灾祸不生，养生所需，永不匮乏。

   篇末所附《历术甲子篇》序至汉成帝建始四年。

  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第五

《天官书》，专门探讨有关“天文”的若干理论。在中国，系统、全面地研究天文学的专著中，《天官书》是最古老的。司马迁在《天官书》中，论述经星，分别以五宫介绍了三垣二十八宿等恒星；论述五纬，记载了木、火、土、金、水五行星；论述二曜，简单地讲了日与月；还论述了异星、云气、候岁；并对“天文”问题进行了概括性的评论。

司马迁说：“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故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经）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日变脩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禳，正下无之。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用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大）（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苍帝行德，天门为之开。赤帝行德，天牢为之空。黄帝行德，天夭为之起。风从西北来，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晕围，常大赦载，谓有太阳也。一曰：白帝行德，毕、昴为之围。围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围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围，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关为之动。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风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这段话的大意如下：

我读史书，考察历史事件，近百年来，五星没有一颗出现后而不反向逆行的。如果五星反向逆行，就可以看到星体改变大小、改变颜色。日月发生薄食，是与它们所处的南北位置有关，这些，与以前所知的极不相同。所以，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等列宿部内的星宿，是天上五官的坐位，称之为“经星”，不移动迁徙，大小各有差别，宽窄各有常度；而水、火、金、木、填星，这五颗星是天上五官的辅佐，称之为“纬星”，它们或隐或现，各自有一定规律，运行以及赢或缩也都有确定的度数。

日有变化应该修德，月有变化应该减少刑罚，其他星有变化则应该结和人心。凡天体发生变化，超过正常度数，就要占卜吉凶。一般是，如果国君强大，而且有德的，就吉利；如果国君弱小，而又文饰诈诡的，就凶险。最好的办法是修德，其次是改革，再次是有危险才加以挽救，又次是对神行礼以禳除灾害，最下者是不采取任何措施。

普通的经星的变化很少见；而对日、月、五星等三光变化进行占卜却是常常使用的；占日月晕的次数在两者之间。云和风，是天的客气，它们的出现，大致上也有规律可循。它们与世间政事相关联，最接近于天向人预示吉凶的征兆。以上五种，是天有所感而产生的变动。占卜天数的人，必须通晓天运变化的三五规律，了解古今终始，深刻观察时事变化，研究它们的精粗状况，那么，作为一个掌管天文的官员就尽善尽美了。

苍帝施行德泽，天门为之开放。赤帝施行德泽，天牢为之空虚。黄帝施行德泽，天夭星也起变化。有风从西北方向来，必须是在庚辛日。整个秋季中，这种风能有五次，当有大赦；三次，有小赦。白帝施行德泽，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有月晕成围，当有大赦，是由于太阳的缘故。另一种说法是：白帝施德行化，毕宿、昴宿得以包围。包围三个晚上，功德才算完成；若如不足三个晚上，或者月晕没有合围，功德便不成。还有一种说法是：月晕围辰星，时间不出旬日之间。黑帝施行德泽，天关为之变动。天帝施行德泽，天子更改年号；若不能施行德泽，必有疾风暴雨，拔木破石。三能和三衡是天帝的宫廷，有客星出现于天廷之中，必有奇异的政令产生。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封禅书》，专门探讨有关“封禅”的若干理论。封禅，一般是指古代封泰山、禅梁父（或其他泰山下的小山）的祭祀天地活动，但《封禅书》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神祀。所谓封禅，有两种说法：一是在泰山上封土为坛以祭天，称为封；在泰山下一处小山上清理出一块地面以祭地，称为禅。合称封禅。二是认为祭天的册文（符）要用银绳缠束，打结的地方封以金泥，加盖印玺，称为封，其余相同。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解释说：“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禋祀，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禋祀就是祭祀。封禅时，万灵同时受祀，因论封禅而追论诸神及名山大川的祭祀，这是司马迁写《封禅书》的基本设想。

    司马迁在篇首说：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阙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

    其大意如下：

    自古以来，受天命为帝王的人，何尝不想举行封禅活动？大约没有必须的吉兆、瑞应就忙着行封禅礼的大有人在，而从来没有过已经出现了封禅必须的吉兆、瑞应而不到泰山去的人。有的人虽然承受天命、当了帝王，但是，治世的大功未能成就，有的身已至梁父而道德与封禅的盛举不相称，有的道德不相称而又无瑕行封禅礼，所以，得行封禅的帝王实际上很少。《传》说：“如果三年不行礼，礼制必然会废除；如果三年不举乐，乐仪必然会坏掉。”每逢盛世，则举行封禅礼以报答天的功德，衰世则停礼不行。远的千余年，近的数百年，所以，封禅的仪式残缺以至堙灭，详细情形无法记录下来传闻后世了。
    

    司马迁在篇末说：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

    其大意如下：

    太史公说：我曾经随从天子，巡视并祭祀天地诸神和名山大川，还参与了封禅大礼。进入寿宫祭祀，并等候神君说话，考究并观察了祠官们的心态、意向、动作，于是，退而论述自古以来祭祀鬼神的事情，全部涉及了事情的表里内外。其目的是为了使后世的君子，得以有机会加以观览。至于祭祀中关于俎豆珪币等情形，献酬的礼仪程式，主管机构是存有详细档案的。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

《河渠书》，专门探讨有关“治水”的若干理论。司马迁介绍了河道的开凿、水害的治理、漕渠和灌渠的修筑，研究如何变水害为水利的问题。

司马迁在本篇篇首写道：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灑，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其大意是：

据《夏书》记载：大禹治理洪水，经历了十三年，其间，他路过家门口也不进去看望一下自己的亲人。大禹陆路乘车，水路乘船，泥路乘橇，山路坐轿，四处奔走。他划分了九州的边界，随着山势地形，疏浚了淤积的河川，并根据土地物产确定赋税。为使九州道路通畅，他筑起了九州泽岸，度量了九州山势。然而，还有黄河泛滥成灾，给中国造成很大危害。于是，大禹集中力量治理黄河，引导黄河河水自积石山经过龙门，南行到华阴县，东下经砥柱山和孟津、雒汭，到达大邳。禹以为，大邳以上，黄河所流经的地区，地势很高，水流湍急，难以在平地经过，否则，就会时常败堤破岸，造成水灾，于是，将黄河分流成二条河以减小水势，并引水北行，从地势较高的冀州流过，经过降水，到达大陆，在这以下的地带开凿九条大河，共同迎受黄河之水，使之流入勃海。九州河川都已疏通，九州大泽都筑了堤岸，由此，华夏安定，大禹的功绩使夏、商、周三代受益。

司马迁在本篇篇末写道：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其大意是：

太史公说：我曾经南行，登上庐山，观看大禹疏导九江的遗迹，随后，到了会稽太湟，攀登姑苏台，眺望五湖水；东行考察了洛汭、大邳，逆河而上，走过淮、泗、济、漯、洛诸水的水渠；西行瞻望西蜀地区的岷山和离碓；北行自龙门到朔方。可以说：水与人的利害关系太大了！我随从皇帝看了薪塞宣房溃决，为《瓠子》诗而感到悲伤，因而，写下了《河渠书》。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平准书》，专门探讨有关“商贸”的若干理论。在本篇中，司马迁主要介绍了改变钱法、卖官爵和卖复徒法、官卖政策、强制征商等，研究平准法的确立等相关问题。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分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其大意如下：

太史公说：农工商之间的相互贸易的路子通畅、通顺、通融了，就会有龟甲、贝壳，黄金、白银、赤铜，以及钱、刀、布等货币产生。这些情况，历史十分久远，比高辛氏以前的年代还要远许多，甚至还无从记述。《尚书》最早讲到唐虞时期的事情，《诗经》最早讲到殷周时期的事情，一般的规律是世道安宁则按庠序中的长幼序尊卑，先农本而后商末，以礼义限制物利；如果世道变乱就会与此相反。

事物太盛就会转为衰落，时事达到极点就会发生转变，一质之后有一文，终后有始，始后有终，总是变化着的。《禹贡》中的九州，各自根据其土地所适宜、人民所多所少来缴纳职贡。商汤和周武王继承前朝弊政之后而有所改变，使老百姓不致疲弊困乏，各自都小心谨慎地致力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而与禹时相比，已稍微缓慢衰落了。齐桓公采用管仲的计谋，统一货币，从山海的事业中求取财富，以朝会诸侯，利用区区齐国成就了霸主的威名。魏国任用李克，充分利用地力，发展农业生产，变成了强国。从此以后，战国时期，天下互相争夺，以诡诈武力为贵，轻视仁义道德，以富有为先，以推让礼仪为后。民间富有的积累财产以万计，而贫穷的糟糠之食尚不能满足；诸侯国强大的并吞诸小国而使诸侯称臣，弱小者断绝祭祀而亡国。延续到秦，终于使海内统一。

    虞、夏的货币，金有三种，或者黄、或者白、或者赤；此外或者用钱，或者用布，或者用刀，或者用龟贝。直到秦朝中期，一国的货币分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单位，是上等货币；铜钱上的文识为“半两”，重量与文识相同，是下等货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只作为器物的装饰、作为宝藏，而不作货币使用。然而，其价格随时不同，高低无常。于是，外对夷狄作战，内部兴利除弊，建立功业，但是，老百姓尽力耕种不够粮饷，女子常年纺织不足穿衣。

    古时候，曾经竭尽天下的资财以奉献给天子，天子仍然以为不够使用。没有别的缘故，主要是各种事务互相影响，共同作用造成的，有什么可奇怪呢。钟鸣夏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