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共同体被货币瓦解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丰富的社会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同自己对立，留恋这种原始的“全面”是可笑的。

在交换还不发达的阶段，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关系，但是他们只是具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个人或属于某个等级，相互交往。例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夫，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被打破了，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自由地相互接触和交换。

在前一场合，个人受他人限制，在后一场合表现为个人受货币限制，即受物化的社会关系的限制。

对货币的依赖关系并不使人比以往有更大的自由，这绝不是“依赖关系”的消除，而只是使依赖关系变为普遍的形式，对物的依赖关系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与每个人对立。

货币是直接的现实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是满足个人需要的手段，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但是货币作为共同体只是一种抽象，对于个人而言是外在的东西。

而古代共同体以完全不同的个人关系为前提，因此，货币在其作为物质财富的代表这一职能的发展，破坏了古代共同体。由货币产生的的致富欲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瓦解，也可以说，两种社会联系方式不能并存，一种新的社会联系必定要代替旧的社会联系，货币不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在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充分发展为前提。

生产的社会性

在以单个人的独立生产为出发点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联系来自商品交换。

在共同生产的情况下，共同性是生产的前提，在这里，每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是社会劳动，不管他创造的产品的物质形式如何，他用自己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的一定份额。因此，他不需要去交换，他的产品不表现为价值。在这里，商品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不再存在了。代之而建立起来的是某种以个人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动组织。

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只是由于产品变成价值才确立下来。

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并且人们分享产品世界，并不是以互相对立的劳动或产品之间的交换为中介，它是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中介。

以生产价值为基础的劳动的前提是，不论是单个人的劳动还是他的产品，都不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它的产品只有通过货币的媒介作用，才能获得这种形式。

因此，要想使单个人的劳动直接成为货币，那就等于把它直接规定为社会劳动，这就恰好否定了使劳动必须成为货币和价值，并依赖私人交换的那些条件。

劳动时间能否直接成为货币

货币的最初形式是与交换的低级阶段相适应的，那时候货币更多的还是作为价值尺度，而不是作为实际的交换工具发挥职能。

一种特殊商品作为货币与一切商品相对立，这是由价值的本质产生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货币的属性又能够获得一个脱离货币材料的存在，如纸币。但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权并没有消失，因为纸币必须沿用货币的名称。

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应当表现在某种间接的和一般性的产品上，而不应当表现为自己的特殊性的商品上，因此货币必然会产生。

商品是彼此孤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必须在交换中通过转移来证明是一般社会劳动产品。转移是通过和货币的交换完成的，因为货币是一般社会劳动的化身，一旦商品与货币交换，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也就被认可为是一般社会劳动。

正是劳动的一般性，使劳动的产品成为价值，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时间只能象征性地存在，它存在于货币中。劳动时间本身不能直接成为货币，正是因为劳动时间实际上只存在于私人劳动的特殊产品中.

劳动时间是直接的货币计量单位这一学说，被约翰。格雷第一次加以系统地发挥，16年之后，蒲鲁东盗取了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