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诗论：灵魂的吟唱与诗学的建构

正如每位诗人都创造了一个属于自我的独立自洽的精神世界一样，从事诗学研究的苗雨时也同样拥有类似的理想国。当然，具体到“个体诗学建构，既是由危机时代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同时也取决于诗人自成体系的个人语言世界”[9]。毕竟，诗歌“永远是诗人个体生命在心灵熔铸中的瞬间显形。诗人与世界相遇，个体的差异性，使他与众不同的主观的特有的灵视所摄取的‘现象场’，只能是他独特感知所能意识到的部分，并被赋予一定的意义，以此形成他的个人经验”。[1]（P24）显然，这种经验一旦被评论家捕捉到，就会转变成一种诗化的语言和诗学经验的建构，进而熔铸到诗学研究者的批评风格和独抒性灵的理论建构中。对苗雨时而言，生活的艺术与艺术的生活，诗歌的生命与生命的诗歌，在其理论批评作品中可谓水乳交融，浑然天成。而其本人更是不管外界的风风雨雨，始终坚守本心，把诗歌当成“永远的亲人”[10]。一直以来，他凭着一颗诗心和诗歌守护者的决心，执着于“创作与评论兼善，感性与理性齐飞”的自我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在这样一个理论体系的建构中，从批评原则来看，苗雨时既有对当下诗歌批评“语言　—　思索—　生命”的整体观照，也有对“诗人独特的身份、差异性的品格、趣味、习惯，他才华的特点和方向，以及由此而来的特殊的生命情调、话语编码，乃至不同凡响的韵律和艺术气象”[1]（P5）　等方面的体察入微的个性洞悉。从批评方法来看，既有《雨时诗话》这种拟古色彩浓厚且涉猎颇丰的性灵之思，也有《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观——论朦胧诗潮》《民族灵魂的打捞》《建构中国现代的文艺美学》《诗论二题》《关于诗的历史文化语境》《论诗歌的生命形式》《关于日常生活写作与口语诗》《诗歌符号学构想》《河北当代五十年文学总论》等专门探讨朦胧诗、原型意象、诗歌主体性、符号诗学、女性主义、存在主义、日常经验、乡土诗歌、文体创新、网络写作等热点话题的研究佳作。从批评对象来看，既有《一个不断寻绎灵魂的诗人旅程——　邵燕祥论》《生命的诗与诗的生命——　试论牛汉诗歌创作的现代性》《穆旦：中国真正的现代主义诗人》《航行在现代诗潮中的“红帆船”——　论北岛作为一个纯粹诗人》《一个历史不会忘记的诗人——曼晴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苦难中搏动的灵魂——论绿原其人其诗》等对著名诗人穆旦、牛汉、北岛、邵燕祥，以及陈超、曼晴、绿原等的深入研究和客观评论，也有《诗——生命与语言的互动》《大地之子的悲壮歌吟》《诗·思想·形而上学》《生命独语　存在言说》《人的感性与理性在实践中相统一的生存论》《简论诗歌的经验和技艺》《简论诗歌的时间》《生命的凯旋——张立勤散文论》《文体创新与精神追求——王殿芳的〈小品诗选集〉》等篇章，对诗歌本体、古典美学、语言哲学、文体创新等能够集中彰显苗雨时诗学建构格局与气象的研究佳作。

进入新时期，“诗歌对人的发现，向人的灵魂的挺进，使一系列传统的诗歌观念发生根本变更。旧的美学原则和艺术规范的破坏，新的美学原则和艺术规范的确立，是艺术变革的核心和关键”[11]。反观苗雨时诗论的批评原则、批评方法、批评对象和批评风格，显然都没有离开过　生命诗学这一无比令其钟情的美学原则和艺术规范。同时，这种原则和规范也奠定了苗雨时诗学建构的情感基调和理论基座。在他看来，“牛汉的诗之所以青春永驻，具有长久的艺术生　命，……使他的诗永远生长着一种现代性”[12]。关于现代性，苗雨时亦有诸多思考。他认为：“诗歌的现代性，现代意识、现代精神，一句话，就是人文主义的理性主义。即人类生存的高度智慧。”[1]（P19）因此，要想创立中国本土的现代诗，在当今经济神话操弄一切的时代，置身于物　质挤压精神，“人文沦落、道德失范、灵肉分裂、人性异化”[13] 的文化历史语境下，诗人的精神　使命首要是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涵上，从现实与心灵共振的疼痛里，确立起灵肉和谐的个人主　体性，以及这一主体性的尊严与高贵。此外，真正的现代诗人“对灵魂与肉体分裂的生命的时代灼伤，感觉极为锐敏和噬心”[1]（P17）。这是因为当下的中国诗人，“应该是一个承受时代之痛的　　幸运者，一个自我灵魂的拯救者。他在批判世界的同时，首先进行自我批判。他愿以自身的毁灭，　唤醒人们的良知，以迎接神圣天堂的降临。就像鲁迅自比野草，渴望地火来浇那样”[1]（P18）。当　　然，“诸如现代理性、科学入诗、感情沉凝、风格奔放”[14] 等一系列美学特征，也是苗雨时所推　　崇的诗歌的现代精神。

除了现代性，在苗雨时的诗学建构中，他很多时候还是以“诗人批评家”的身份对诗歌本身进行思考和研究。在苗雨时看来，“诗歌史，除了是民族或人类的心灵史之外，它主要是艺术形式所积淀起来的审美规范演变的历史”[15]。而且，这一历史“是一种包含外形式与内形式，以　及各种要素、特征复杂组合的充满动力的生成形态，也就是有意味的形式”[15]，即声音、分行、韵律、节奏、语言等都是这一形式的艺术构成。苗雨时坚信：“物化世界对人的生存形成了无法抗拒的压力，破坏了个体生命感觉经验的统一性，遮蔽了人的灵性、激情、想象、记忆和思考，从而造成了生命的晦暗和各种病痛。”[16] 可见，由生活和情感所提供的“真”和“善”，还都不是　“美”，要想将二者“升华为美，统一为美，就必须有表现形式的创造。没有特定的艺术形式，诗歌就无法作为美的存在”[15]。诗歌之美，自然离不开语言和修辞。因为它们同样代表着表现形式的创造，是诗歌美的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到修辞，自然无法绕过以诗歌批评为研究重　心的英美新批评流派所推崇的“隐喻”。它作为客观现实与心理现实的叠加与辉映，并不是一种赏　心悦目的装饰，而是诗歌意境与情趣的一种保证。在苗雨时看来，这种角色和秩序恰恰“是一切诗歌的基本素质。它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几乎是一切文学存在的艺术方式”[1]（P21）。显然，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存在者，自然也不例外。只是诗化的语言不仅注重修辞之美，还要注　重诗人的艺术使命，即“他陈述的，是语言昭告的生命的本真；他吟唱的，是语言提示的存在的澄明；他尊重语言，坚持语言的诗性，目的是使人对语言的理解成为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理解，成为人对自我生命的理解”[2]。可见，作为诗歌研究者的苗雨时，始终“自觉地将对诗学的探索与对生存的勘探结合起来，在具体历史困境中把握诗歌的活力和创造性，发掘某些诗歌现象和特定文本的深层文化精神，避免滑向风格化的修辞美文”[1](P4)，进而在理性至上的诗学理论建构中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