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对诗学体系的盘诘与辩证

任何理论体系的建构，在获得肯定成就的同时，也必然包含着否定性的因素。即便是陈超的这种较为完备的现代诗学体系，也是如此。这是思想理论史上的辩证法。

陈超的现代诗学研究，是建立在中国当代新时期新诗潮奔涌向前的波峰之上的。那正是中国先锋诗出现的年代，什么是现代诗，什么是诗歌的现代性，成了当时诗歌界一个绕不开的中心议题。

从普遍意义上，诗歌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在中国诗歌的个体主体性，却是在生命意识觉醒，个人化写作盛行的诗歌情境中凸显出来的，因此它更具有历史的时代性和本土的坚实性。陈超的现代诗学理论是建立在个人主体性的中心地位和历史与美学的价值之上的。所谓“个人主体性”，就是个人作为活动主体在对客体的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

这一切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生命本体诗学”对个体生命的过分强调和作用的广泛发挥，却显示了某种程度的极端性。什么都是个人化的，仿佛个人是诗歌世界的轴心。诸如，个人乌托邦、个人生命体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继承传统的个人“暗道”等等。这些概念的串连与叠加，就有了“审美个体主义”之嫌。当然，“审美个体主义”在人类思想发展中有它存在的必要和合理性。例如，它使人从“自在”到“自为”，让现代人从诸多的限制和束缚中挣脱出来，并在人灵魂的深处获致生命的安全和独立，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体。但是，这样的审美个体主义，悬浮于人的纯精神层面，具有超离现实的一定的虚幻性。但我们现代诗的个人主体性，却处于时代变革的历史漩涡之中，尽管陈超致力于诗写主体的强健有为的型塑，但在权利话语和金钱神话相互缠绕的严酷的现实面前，任何想从当代噬心的生命体验中超拔出来，实现个人生存的自我“救赎”，都具有极大的精神难度和修辞话语难度。虽然，诗人个体开启了“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但此种攀登，遇到了神学的天花板，只得重返大地，或一条道走到黑，钻进了死胡同，或在日常生存的烦难中，保守自己的沉思和平静。这正是个人主体性的无奈和悲哀。中国先锋人创作的走势也印证了这一点。尽管他们的深谷体验孕生了诸多精神高度，但也只能是从起点出发，经过多次轮回，又重回原点。并没有在圆形的生存悖论中，打开破口的出路和新的前景。

个人的“求真意志”，也只是一种意向，一个愿望，一场赌注，甚或仅是一种写作姿态。虽然十分可贵，但也是未完成的过程，由于诗人个人主体的局限性（内在矛盾和外在压力），真正“变血为墨”真诚和勇毅，是收不到回报的，而且永远不可能最终抵达生命的本质和世界的真相。

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概念的提出，也有其软弱性。在诗歌与历史的关联上，陈超既反对历史决定论、历史对位性，也责难诗歌写作的非历史化。他企望在个人与历史之间通过“想象力”中的中介来达到链接与涵容。但二者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只凭个人化想象力，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卢卡奇的“历史哲学”认为，对人来说，历史既是客体，也是主体。诗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不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应答，而且也是主体间的对话。此种复杂的纠葛，历史与诗人相互作用和彼此制约，才能实现诗歌的历史化和历史的诗性化。单凭“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是不能完成现代史诗创作的。虽然这也是他现代诗学曾经预设的目标。

至于诗歌语言的本体论和功能论，的确改写了传统诗学的内部结构，造成了现代诗歌对语言尊重与敬畏的艺术特征，强化了语言对于诗歌审美的根本性的奠基。但语言的本体性和功能性，也不是万能的，而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当今，语言符号化的张扬，把语言说分为所指、能指。但是，不顾诗的精神意涵，一味地依傍语言，其言说话语，容易招致失去“所指”的实在性，而形成“能指”空转的语言游戏。曾有人说“语言的边界就是诗的边界”，写诗应该充分发挥语言的最大可能性。然而，诗的边界远大于语言的边界，因为人的生命与世界的神秘的未知领域，是永远不可企及的。即使我们平常一般的写作，也常有“文不逮意”之困。就是陈超自己有一次到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黄昏时分，他爬上了陡峭的山峦，远眺夕阳西下的云影迷蒙，红叶漫山，他突然感到眼前的静怡与神奇是那么的难以言说。他自问：“有时，语言的缺席，是否可以保持生命体验的在场？”

后来，陈超辞世前对“历史一修辞学的综合批详”的论述，似乎变得谨慎、沉着、开阔与平和。而中国先锋诗，一直以来多为对抗性写作，从当年的体制对抗、意识形态对抗，乃至话语修辞对抗，到后来形成了与虚幻的大历史对抗和人生彻底的虚无对抗，但最终耗尽了个人主体性的所有潜能，而其现实生存体验的感受力和历史想象力日渐衰微。除少数卓越的优秀诗人改换姿势仍坚持诗歌现代性外，大多数先前的先锋诗人都已风云流散……

这样，陈超的现代诗学，随着先锋诗潮的消歇，作为历史的见证，他已完成了他的艺术使命和历史的责任。即使可能存在着某些偏颇与缺失，但偏颇而深刻，缺失而开放。尽管大众世俗文化泛滥，后现代文化思潮汹涌，但作为当代诗史的里程碑，屹立在现代文明的基石上，依然高耸，不可撼动。他的现代诗学体系，是历史的，也是向未来敞开的。他的诗学的根本价值及其深湛的艺术精神，在今后诗歌发展的长河中，仍将发挥着永恒的牵引作用。

结  语

一个真正的诗人、诗歌理论家，和那些真正的哲学家具有同样的品格与命运。首先，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热爱生活，渴望探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其次，他具有深刻的智慧禀赋和激情，是敢于创造新思想并勇于捍卫自己新思想的人；第三，他有生命的烦恼，也创作的快乐，是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交托给思想事业的人。他也许孤独，也许寂寞，也许怪癖，甚或命舛运蹇。但他最宝贵的是他的创造精神。正如尼采所说：“我们必须不断从痛苦中分娩出我们的思想，慈母般地给它们以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血液、心灵、火焰、快乐、激情、痛苦、良心、命运和不幸。”(《快乐的知识》序)

陈超作为优秀的诗人和著名诗论家，也是这样。他是真正热爱诗歌，也懂得诗歌的人，他把诗歌当做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一种精神的生存方式。在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中，他力图通过诗歌寻求解救之道。在诗歌和诗学上，他勇于创新，扬弃传统观念，孤愫独标，创作新的理论，并让自己的新思想指向未来。他为人谦和，又个性独立，他质疑一切，又深思熟虑，他洒脱无羁，又守本自尊。在他的身上“高蹈着诗人所代表着的智性、忏悔、孤傲和自由的人类精神”！

因此，他的命运也和哲学家命运一样。他们的命运包含在他们的品性和使命之中。为了创造新的思想、新的理论，他们明知道会给自己带来苦难，但仍不辞一切而舍生忘死，一往向前。他们深知自己的事业和追求，是永远达不到终极目的。但对这永无止境的生命长旅，明知不可为而为，却九死而不悔。陈超是理想主义者，也是悲观主义者。他带着“绝望的激情”走向“激情的绝望”。虽然他也像尼采一样有强力的“生命意志”，但也难规避“悲剧的诞生”的命运。

现在，我们来到陈超的墓前，那屹立在太行山脚下的墓碑，周边那转世的桃花迎风怒放，他碑石上的雕像仍头颅高昂，目光炯炯，凝视着后来者和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