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

陈超长期从事诗歌批评，特别是对中国当代先锋诗的跟踪评论。如果更宽泛地讲，他的那些《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和《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也是文本细读批评。他的诗歌批评与他的现代诗学的建构，几乎是历史同步、相互促动的。它们的演进，都是从生命——话语体验的揭示趋于坚持生命本体论和语言作为对生命/生存的特殊命名，在这样的路径上，他的现代诗学的批评论，自初始的蓬勃而渐次走向成熟。跨入新世纪后，经过反复酝酿，终于提出了“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的命题。

这一命题的提出，既是针对当时诗歌批评的困境和可能出路的考虑，也是他自己对多年诗歌批评的感悟和经验的总结。虽然，他仍秉持实验的态度和探索精神。

当时，诗歌批评的状况和处境：一是网络媒体的喧嚣困扰；二是批评队伍的流失与缩减；三是批评方式的混乱、浅薄与西化。这一系列症候，使诗歌批评整体上呈衰颓之势，失去了与诗歌现实持续对话的能力和有效性。对这种种现象的批评，也包括他自我的反思。为了寻找新的诗歌批评方法和新的动力，他尝试着，把他新的批评模式的构想，暂定名为“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

他说：“‘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要求批评家保持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历史生存、文化、生命、语言（包括宏观和微观的修辞技艺），进行扭结一体的处理。既不是单一地通过文本解读来传释诗歌母题与理念，避免只做社会主题学分析，也不单纯从本体修辞学的角度探寻其诗歌话语的审美特性，避免把诗歌文本从历史语境中抽离，使之美文化、风格技艺化，而是将它们相互融渗，共时游走”。

也就是说，这种诗歌批评模式，实际上，是社会历史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融会为一，既发挥了它们的优长，又舍弃它们的偏颇，而成为一种全新的诗歌批评设计。

现代诗的特性，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即“舞蹈与舞者不能分开”（叶芝语）。真正的批评家知道，诗歌的外型模“成规”，还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那种“表达特殊感受力的特殊语言”，即现代诗的意味和表达其意味的话语方式。他们是同步发生，彼此发现，互为表里的。

这种把诗歌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结合起来的批评策略，虽为陈超的设想，但已有少量有说服力的批评先例。他分析了耿占春的专著《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也例举了青年诗评家姜涛的颇有新意的批评实践，还联系到他自己诗歌批评的感受和体会。以此验证了“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的有效的强劲的生命力。

这种批评样态和方式，往往把文体修辞拓展为一个系统，形成某种由不同层次的复杂因素编织而成的“大文本”，由不同层次的话语构成：第一个层次是物化的以语言学为核心的文本体式，其中包括语言样式、吟述方式、隐喻和象征系统、功能模式以及风格特征等等；第二个层次是通过文本体式折射出来的诗人体验、思维方式与精神结构，带有明显的个性色彩；第三层次是与诗人所处的时代社会、具体的历史文化相关联，体现为支撑诗歌话语的纵深的文化场域，以及其所形成的价值预设系统和知识网络。

这样一来，诗歌批评就成为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与语词共在的场所。从历史话语与文体修辞融渗的角度切入作品，或许可以做到从形式到意义的层层剥笋式的整体研究，从而打通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这样的批评模式和样态，陈超用一句大白话来概括；“拔起萝卜带出泥”。

在与各种不同观点的辩驳中，陈超最后这样明确：“说到底，自觉地将对审美语言的省察与对历史生存的省察交织在一起，是一个时代的诗歌批评富有活力的标志。”“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作为一种阐释策略，一种写作向度，一种写作方式，还将有助于解决“诗与真”的问题。对现代诗而言，缺乏“个人化修辞”的“历史话语”，只是见证式的表态；而没有“历史话语”在其中的“个人化修辞”也常常沦为美文遣兴。正是成功的个人化修辞赠予历史表达以艺术的尊严，而历史表达，则赠予诗的修辞以具体生存语境中的分量。

陈超如此呼吁：让我们拓展诗歌批评新的视野，培养诗歌批评，介入社会历史和传释审美话语奥秘的综合能力。“把文本批评和语境批评，宏观批评和微观批评，向心式批评和对生存——文化的阐释有机地融为一体，增强批评的穿透力和广延性”（唐晓渡语），在实践和反思中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