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谷体验”和精神向度

诗歌永远应该植根现实，植根现实所属的时代，1990年代的中国先锋诗，所处的意识形态是复杂的，所置身的文化历史语境是严酷的。社会的急剧的转型，一切都在变动，一切都在迁移，终结与开始，上升与下沉，前进与后退，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旋流中，市场经济的中心话语盛行。有如一阵飙风，吹刮得人文沦落、价值失范、人性异化、灵肉撕裂……面对此种生存困境，真正的先锋诗的写作，不应该只是闲适、隐逸、自负的“农耕式”庆典，也不应该是超脱尘世自我净化的“纯诗”，它必须是无条件地、敏锐沉实地“深入当代”，深入现实，深入自我生存的境遇，去感受，去体验，去洞察，去思考。

重要的是“体验”。生命的体验，体验生命，现实的体验，体验现实。体验的基本方式是语言，而它的个人方式是诗人的灵魂。体验有浅近的感触，也有深层的体悟。先锋诗人，他们的体验已从观感深入到经验。他们“更自觉地、更勇敢地刺入当代生存经验之圈”，使诗歌对现实题材的处理和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成为可能，并可以把“近在眼前的异己包容进诗歌，最终完成对它的命名、剥露、批判、拆解”。从而，使其具有巨大的综合包容性，而成为影响当代的精神力量。

历史的重大转折，造成了人们生存的困顿、焦灼和忧虑，也造成了人的生命个体的灵魂的疼痛。这是时代的病灶。对此的深入，我们可以称之为“深谷体验”。

陈超依据生命体验的内涵和方式的差异，把诗人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人类的“祭司”和“歌手”。他们“歌赞生命和使生命成长的一切”，也批判“那些扼制自由和创造”的权势”，他们“代表了人类歌哭的高度”;另一类诗人，他们“ 坚持深入地狱，并为之唱出挽歌”，不为“空洞"和“黑暗“所吓倒，而与其进行 “水火不容”的抗争。他们在体验中揭示生存的“荒诞“与“空虚”,放出“罪恶的污血”，显示人类审判罪孽的能力和权力。这类诗人的咏叹中“高蹈着智性、忏悔、孤傲和自由的人类精神”。中国的先锋诗派无疑属于此类诗人。

先锋诗人，在生命的“深谷体验”中，不仅有时代的批判，也有自我灵魂的拷问。他们不是消极地品味和咀嚼自己人生的苦果，而是从体验的内部孕生出超拔向上的强大动力。从而，体现出诗歌源初同时也是不断生长着的精神大势。

为了使诗歌更具“活力”和“有效性”，陈超在诗歌写作的精神向度”上，指出和厘定了五组两难境遇的整合。他提出五组，这里着重评述三组。

(一)个体主体性对整体生存的包容

个人与群体是辩证关系，既对峙又合一。因为个体生命的有机性,使它与人类的生存自然呼应与相通。而且，在写作中，个体生命的体验，一旦化为词语的事实，词语就获得了自己的驱动力，不断自动扩张，直至加入到人类共同体验到的生存真相之中。这样，就由个我生命的开掘深拓，而抵达了对人类生存的普遍关怀，由此而实现个体主体性对整体生存的包容。

(二）虚无与充实的现代转换

在诗人的生命体验中，“虚无“是人生在世的背彩。死亡是最大的“虚无”。但是，“生命经由母体的第一推动，就顽强地开启了它要求肉体与精神上升的马达”。也就是说，追求生存的“充实。然而，抗拒“虚无”，获致“充实”，并不是简单的递进关系。“虚无”是“充实”面对的“虚无”，“充实”是“虚无"反向生成的“充实”。二者相反相成。所以，诗人要在体验中承担起存在的“虚无”,从对它的迷惘、追问，进而拆解、剥离，然后从“虚无”的生存场中，涵养一个真实、纯粹而高尚的灵魂。“向死而生”，就是“虚无与充实的现代转换”。

（三)“漂泊与定居”互为表里

他说：“优秀诗人的生命体验，同时朝两个向度敞开：一种是漂泊精神前倾的预言，使我们超越现实的喧嚣，将批判力伸展于更为开阔的视域；一种则是对‘远方’前景的‘忤逆’，向内回溯，坚持高古凄怆的‘家园之歌’”。这就是“漂泊与定居”,也可以说是“离家”与“返乡”。当诗人“定居”在丰富的生命内核之中时，“漂泊”才可能是有效的,丰富的。当诗人“漂泊”的精神历程不再是盲目和自恋的被动放逐时,“定居”才具有重建灵魂家园的积极意义。此种互为表里的生命体验。正是生命“自我肯定，自我否定，自我否定之否定的无限历程”。

至于其他两组，构不成矛盾悖论的关系。“'不纯’中‘性命的纯粹’”,是“出淤泥而不染”的映托，“让语言本体与功能同时到场”，是“是什么就干什么”的一体性发挥。所以，不应包括在矛盾整合之内。

但无论如何，陈超把诗人的精神取向从“向下”托举到“向上”并在美学的畛域，把它交付给诗歌的话语定型和创造，它必将携带精神的重量而放射出恒久、高远的艺术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