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现代诗学论评

——生成、架构、价值与缺憾

苗雨时

前  言

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新时期，出现了重大的社会结构的变革。犹如九曲黄河“大河拐大弯”，孕生和催发了诗歌一波又一波的潮涌。先是朦胧诗的历史反思的崛起，接着是新生代的平民化的集体的反叛，而1980—90年代，由于政治神话的终结和经济神话的兴起，在诗歌边缘化境况下，诗人个体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疏离类聚化的个人化的写作，带来诗歌多元化、多样化的景象。其潮流的一个核心美学特征，是诗人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和出场，并以此开拓了先锋诗派生长与繁盛的艺术时空。其间发生了惊鸿照影的海子之死，还有女性诗歌的暗夜梦醒。经历世纪末的沉默与希冀，进入新世纪，首先迎来的是口语诗的狂涛，跟着而至的网络诗歌的燃爆，几经冲折，到后来，体制内外写作日渐合流。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也开始诗性的混搭。仿佛中国当代诗歌之黄河，婉转曲折，现已到了入海口的滩头，水流漫溢，泥沙沉积，但其流向仍是东方文明的大海日出……

陈超的诗歌批评，起步于1980年代中后期，而他的现代诗学的建构，也正是和当代先锋诗歌的出现与演进历史性同步。他以先锋诗为主要观照，回顾与前瞻，延展与深化，从而，创构了他较为完备的现代诗学体系。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上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上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国先锋诗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游荡者说》（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诗歌游牧》（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年）等。这些著述，划出了陈超现代诗学的纵横话语谱系,也囊括了各种基本要素和内涵。

一、诗歌信仰与个人乌托邦

陈超创构自己的现代诗学，是从诗歌批评开始的。 作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他秉有自己的诗歌世界观、立场和方法，并确立了自我角色的使命担当和批评的姿态。1990年，他为我的诗歌评论集《诗的审美》所作的序言中，就首先明确了批评家的职责和处境。她在序言的一开头就先引用他自己的诗作《宿命或抚慰》中的诗句:“看，我的双手彼此领悟，我辛劳的/脸庞在双手中得以休息，/这使我有了一丝感觉， /可谁敢断言这样就是存在？”然后，他如此感叹:”无数个深夜，当我心力交瘁时，我会反复深入到我敬仰的大师里尔克的精神氛围中，这种空的满，灭的生，有如尖锐的冰凉的刀片，划开我的心，让它流出鲜热的本质……”这种感触是极为沉重的。的确，什么是生命的存在，什么又是存在的诗？特别是诗人，他是“在生存与诗语的临界点上走钢丝的人，能不能找到存在的价值而不会坠身于这冰冷的钢丝之下吗?”在这种近乎“无望的赌博”的情势下，陈超说:“一个不是出于自发而是自觉地选择了诗歌批评的人，就是一个主动寻求困境、主动吁求灵魂一次次寂灭再返生的人。

在这里，他以宏阔辽远的视野，从人类哲学的高度，楔入当今现实,规约了诗歌批评家事业型的理论行为——危险而艰卓。不仅昭告了他博大深邃的人文情愫，而且也显示了他艺术使命担当的自觉、独立和勇毅。正是这些，为他的现代诗学的建构预设了初衷，也奠定了根基性的起点。

在时代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断裂带，在权力话语与资本话语媾和的强力挤压下，诗歌已被边缘化，并且导致了精神世界的人文沦落，价值失范，意义虚无。然而，陈超作为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却依然坚守着自己的“诗歌信仰与个人乌托邦”。

诗人的信仰是什么？ 诗歌。诗歌的信仰，就是诗人个人的乌托邦。此种“信仰”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诗歌就是诗歌。其目的就是自身。诗歌至高无上，它标示着人类文明所能企及的高度。诗人的乌托邦，应该具有两种禀赋: “纯正”与“伟大”。诗歌远比人类高贵。

诗人终其一生，也很难说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信仰。 他必须不断地深入时代，在物化与媚俗的风习中，持守个人灵魂的独立与纯洁，以古

今中外的经典诗歌为范型，永远热爱一种斗争的生活，把诗歌创作当作对人的生命和世界的审美超越和再造。此种信仰，不是什么脱离现实、淡化人生，却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诗歌的艺术精神自由张扬的奥义。

对此，陈超为自己也为先锋诗人们擘画了生命提升的精神途径:《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我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阳光从广阔遥远的天空垂直洞彻在我的身体上。而它在冰凌中的反光，有如一束束尖锐的、刻意缩小的闪电，面对寒冷和疲竭，展开它火焰的宗卷。在这烈火和冰凌轮回的生命旅程中，我深入伟大纯正的诗歌，它是一座突兀的架设至天空的桥梁，让我的脚趾紧紧扣住我的母语，向上攀登”！

这就是人生命的行止、作为，以及应承载的艺术责任和不可擅离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