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老毕竟已是年逾遐龄的老人，记忆免不了有不确之处。前文所谈充老年龄问题，很可能就是一时记忆失误的结果。今天则要谈一谈《天涯晚笛》中“从闻一多刻的图章说起”。

2009年春去北港拜访充老时，老人正在临写张黑女，一遍接着一遍，至3月8号已是当年的第31遍我手中正是这一通（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de16860100kqzn.html）。我非常开心地讨了一通，想请充老写上名字，老人说名字就不要写了，你盖个图章吧，说着就取出一盒印章让我选，我就挑选了这一枚“闻一多”。充老说那时候住在昆明乡下，有一次闻一多来，送了这枚图章。闻一多是清华学人，联大期间靠篆刻贴补家用是广为人知的。我小心翼翼地将这枚图章捧在手心里，反反复复仔仔细细地看了几个来回，图章不大，高寸半许，印面只比常见的一元硬币略大，是一截云南当地特有的老藤，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摩挲，藤面已温润如玉，恍若田黄了。这可是老学长闻一多先生的手泽啊，虽然最终留在充老日课上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印蜕，但是却依然和这位前贤学长产生了某种无法割裂的联系。

我从未怀疑过这方图章的作者真的是闻一多，原因很简单，充老说得那么肯定、那么自然而然，连瞬间的迟疑都没有，这种亲身经历的事，又是涉及闻一多这样的人物，一定印象深刻，怎可能有错呢？何况我当时只知道在联大闻一多先生是以刻印著称的。

直到有一天，无意中在网上浏览到竹轩梅松先生的博文【札记四】魏建功的几种印存（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27bcb70100wpt6.html），其中一段话引起我的注意：

《义卖藤印存》，出自魏建功手笔，无疑。款属“二十八年七七”，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抗战二周年纪念日，联大教授举行书法义卖，天山行鬼独以藤印义卖，大受欢迎，原定刻一百方，后一再增至一百十七方，得款全部捐赠抗日前线。”魏建功在印存序中所云更为详细：“廿八年客昆明时，倭寇焰张甚，西南流人群相为义卖，备劳杀敌战士。七月七日起，与滦吴晓铃天津杨佩铭两君合作，两君代为罗致，余执刀镌藤印，每端一名氏醵法币二元，十日收件，至八月十九日竟，实治印一百零六端，得款二百二十六元，送昆明《益世报》转中条山雷鸣远神甫，赠其所率义勇军，凡诸义卖者皆流人也。于时自存初拓印样曾题‘聊以永日，不愧苍天’八字，回首前尘，百感交集。吴君为钤十份印存，义欲更作义卖之资，付诸昆明文明街邮局寄北平书坊装订，乃邮局干没邮资，鬻印存于光华街旧书摊。嘉兴唐立厂君初见之，群相注意，未谋收回，贾人以为奇货，旋即藏去，杨金甫兄似曾购得部分。今复戮力国语，行将入台，在川检点行箧，出此晓铃畀予一本，因更记之，以为抗战以后，公务员渎职贪污小吏渐端之记录云。安南白藤，滇人制作手杖，余截之试作印，颇别致有趣也。长乐郑毅生实启发之，识之以告来者，卅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如皋魏建功在四川江滩之白沙，距离平之日已八年少二日。”此序作于四五年十一月，时抗战已经结束，而魏建功却又“行将入台”，为语言文字的推介再次戮力，为家为国，置个人安危享受于无顾，可谓壮行。且“戮力”两字也用得很有意思，与危难之际，戮力杀敌同出一辙，真是决心和勇气可嘉。盖此时台湾亦是经过倭人的奴化教育，推介语言文字，不啻是另一场战争。凡此种种，后之来者，不可不知不可不记之。而且，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魏建功篆刻多达一百馀方，该是丰产了，其间的辛苦和热情也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我们还能发现了一些甚为熟悉的名字，如周树人、冰心、李晓宇、张充和、陈延年、江泽涵。

当我看到张充和的名字时真的有些震惊。难道是巧合？难道魏建功先生也为张充和刻过一枚图章？而且也是藤印？可是没有听充老说起过啊。难道？难道是充老“魏冠闻戴”了？梅兄此文并未配图，但我凭直觉预感到这应该就是同一枚图章，于是在留言中写道：“张充和先生这枚印章曾亲自上手，据充老讲，是闻一多先生所刻，所用材料是云南当地特有的一种藤。”随后博主回复：“是充老误记了？藤印不错的，但确实是魏建功所镌，且是义卖印存116方中的东西。时间很是无情的，记忆偶尔也会失真？不知先生尊意？谢谢先生。”

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也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决定找来印谱核对一下。到孔网一搜，果然有2001年中国书店出品的《天行山鬼印蜕——魏建功印谱》。订购的书很快寄到了，我迫不及待地迅速翻检目录，在179页是李晓宇、张充和。翻到了，就是它，没有任何悬念，就是魏建功先生《义卖藤印存》中这一枚，印刷非常清晰，而且是原大（顺便提一句，由于半个多世纪的磨损，现在这枚印章已很难钤印得十分清晰，苏炜先生书中86页所提供的印蜕放大较多，远不及印谱中的神采）。

至此真相大白，这枚著名的印章不是闻一多先生所制，而是魏建功先生奏刀。那么为什么充老会记成闻一多先生呢？如今唯一健在的当事人，又恰恰是记忆的误植者，恐怕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出确切的答案了。魏建功和闻一多两位先生，学术地位可谓等量齐观，当年都曾是充和的老师，此后的交游可谓在师友之间，联大时均以篆刻著称，或许这恰恰是产生记忆误植的外部原因吧。记忆往往和我们开玩笑，难怪连博闻强记的钱钟书先生都一再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并提出了所谓“创造性的回忆”一说。总之，能够澄清这样一个虽然很小很小的史实，也还是很有必要的。

在这里还要顺便澄清一个更小的问题，苏炜先生书中说“这是云南特有的一种黄藤”也是不确的。魏建功先生在《义卖藤印存》题跋中明确写道：“ 安南白藤，滇人制作手杖，余截之试作印，颇别致有趣也。长乐郑毅生实启发之，识之以告来者。”可见藤印所用原料是产于安南的白藤，之所以误作黄藤，是时间赋予这枚图章的包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