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误入铜刻收藏的圈子，结果欲罢不能。于是不时地关注铜刻圈的资料和信息，特别是与陈师曾、姚茫父有关的资料和信息。这不，日前在学校图书馆查找资料时，顺手借出了海上书画及铜刻名家吴蘅先生编著的《铜刻艺术》。

这本书的作者吴蘅先生在铜刻圈子里名声很大，从序言知道他“工书画、擅篆刻，尤精嗜铜刻”，是真正的行家里手。翻开书的封面，扉页上赫然印着“本书为第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铜刻艺术的专著”，说实话，看到这句话我不由地生出些反感：不带这样自吹自擂的吧。浅陋如我，知道2004年已有周继烈先生的《铜匣古韵》对铜刻艺术进行系统介绍，有筚路蓝缕之功；后起之秀范大鹏兄的《铁笔铜墨》出版于2008年，也比这本《铜刻艺术》早了四个年头。怎么这本书就成了第一部？有了这样的心绪，看书的时候不免对文字就更生出几分挑剔。于是顺手记录下来，就有了这篇《铜刻艺术》识小。不当之处，乞过往君子多多赐教。

1、概念术语的混淆与随意

本书第一章讲铜刻艺术简史，出于兴趣，我直接从其第二节“近代铜刻艺术的创始、兴盛与式微”读起。有趣的是，标题是“近代铜刻艺术”，而正文第一句就说“近代刻铜源自……”，这是本书的一个语言特色：对术语不加界定与辨识，随意交叉使用。“铜刻”与“刻铜”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短短一段共七行文字中，就依次出现了“刻铜”、“铜刻”、“铜镌”等三种提法，在后续章节中又出现“镌铜”。众所周知，“刻”和“镌”从技艺上还是有区别的，但在此文此处，从上下文表达的含义看，这四个概念是完全一样的，或者说是混淆不清的。随手再翻开几页，发现本书对“铜刻”与“刻铜”的混用已到随心所欲的境界。

2、选用范例的宽松与疏漏

本书有大量铜刻作品的照片或拓片作为范例，其中颇有一些把关不严，以至鱼龙混杂。随手举几个例子吧，23页陈寅生兰亭盒、27页陈寅生七言书法盒皆不开门，43页姚华兰石盒、44页姚华南宫拜石盒皆存疑，而44页姚华菊花盒、45页茫父的三个盒子皆可以肯定是仿刻。此书成于2011年，铜刻圈对寅生和茫父的认识已有相当高度，公认的开门见山的作品也已不下数十件，此书的选材不够精审，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3、材料取舍的失察与传讹

铜刻研究起步实晚，前有周继烈先生开山劈路，后有范大鹏、杨未君诸位青年才俊后来居上。目前局面初开，资料芜杂，如果不加考察，难免以讹传讹。《铜刻艺术》一书关于姚华刻铜正是如此。截止目前，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和资料说明姚茫父曾经亲自操刀刻铜。本书援引了张樾丞次子张幼丞的回忆，在44页8行写到“茫父的铜刻作品，大都作画书字，由同古堂操刀，凡此作品均具‘茫父’款，有时兴之亲自奏刀则具‘姚华’款。”呵呵，这段文字实在是妙，“有时兴之亲自奏刀”大概是想说“有时兴之所至亲自奏刀”，可惜这一说法立不住脚，一则幼丞生于民国十五年，茫父去世时尚为4龄小童，哪里会有这等记忆？二则就目前目力所及的所有茫父盒，不能提供实物证据证明这一点，三则在茫父及同时代人所留下的文字资料中，尚未发现片语能够佐证之。“茫父亲自奏刀刻铜”是铜刻圈的经典议题，目前普遍的共识是“讹传”，可惜作者在材料取舍时不够审慎，且未作丝毫考辨和说明。

再如45页，关于鲁迅购得茫父怪鸟墨盒的故事，已见于多处记载，茫父和鲁迅的文字中也都有涉及。可是本书把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表述得有些莫名其妙：明明茫父刻画了一只双目圆睁的正面的鸟，引起鲁迅先生极大兴趣并欣然收入箧中，作者却说“此作引起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兴趣，对画鸟只画侧身单眼的传统作品尤为欣赏，戏称此鸟为‘怪鸟’”。恕我愚钝，鲁迅先生到底欣赏的是反传统的正面双眼的“怪鸟”呢，还是传统的侧面单眼的“普鸟”？

4、文字表述的失当与失校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书生只是蜻蜓点水般浏览一过，文字如何自然没有深刻印象。然而对于铜刻艺术简史一章，因涉及姚茫父与陈师曾处较多，阅读稍细。这一细致阅读，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先说表述失当处。

例如25页第三段“民国时期，除二张以及参与刻铜艺术的陈师曾、姚茫父、章浩如外，尚有刻铜高手如姚锡久、孙华堂、石父、松泉、魏长青、徐焕荣、李文新、王景华等，惜少有留下事迹者”。这段话有两处失当，一是将姚锡久与石父并提，此二者本是一人；二是将徐焕荣与李文新列为民国刻铜高手，尽管二者均生于民国，学艺于民国，但是主要的艺术经历却都在1949以后，民国时期不过是琉璃厂的学徒，恐怕不能称作高手。

再如42页“功垂青史姚茫父”一节，文字失当处尤多，特别是引述姚茫父为姚锡久刻铜集拓所做序言时，在短短两行文字中就有4处错误，引文如右：“……而绍兴录姚锡久世擅此业，与余有素，有数劝奖之。已而锡久已所刻进，则不异张、孙之技。一时鼎足，定不可喜也欤！”

实际应该是：“……而绍兴姚锡久世擅此业，与余有素，又数劝奖之。已而锡久以所刻进，则不异张、孙之技。一时鼎足，岂不可喜也欤！”

关于这段释文的讨论，最初由姚茫父孙婿邓见宽先生释读并首刊于《莲花庵写铜》一书中，已有云在堂杨未君兄专文讨论，不赘述。 

再说点儿文字失校处吧。就阅读所及，如31页于省吾误作干省吾；

41页陈师曾疏林图镇尺释文中有两字没有释出，仅从这缩小不清的图片就很容易辨认是“开后”两字，可见作者、编辑和校对均失察。

42页姚茫父肖像误作“姚茫夫”；第5行莲花庵主误作莲花龛主；第9行邮传部误作邮电传部；

43页茫父刻瓦当盒钤印“茫父”漏释“父”字；

44页爱不释手误作爱不择手；

45页刮目相看误作括目相看；

47页6行赠与误作赠于；8行同时误作同样；倒数2行释文匋斋误作匋鼎；

……呵呵，不列举了，已经替责编和校对做了太多工作，就此打住。

顺便说一句，这本书是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出品，不仅有责任编辑，而且有特约编辑和责任校对，窃以为本文所举大多属于编辑和校对应当尽职的范畴，与文字打交道毕竟是他们的职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