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刻艺术》识小
(2013-09-17 20: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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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分类: 读书 |
偶然误入铜刻收藏的圈子,结果欲罢不能。于是不时地关注铜刻圈的资料和信息,特别是与陈师曾、姚茫父有关的资料和信息。这不,日前在学校图书馆查找资料时,顺手借出了海上书画及铜刻名家吴蘅先生编著的《铜刻艺术》。
这本书的作者吴蘅先生在铜刻圈子里名声很大,从序言知道他“工书画、擅篆刻,尤精嗜铜刻”,是真正的行家里手。翻开书的封面,扉页上赫然印着“本书为第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铜刻艺术的专著”,说实话,看到这句话我不由地生出些反感:不带这样自吹自擂的吧。浅陋如我,知道2004年已有周继烈先生的《铜匣古韵》对铜刻艺术进行系统介绍,有筚路蓝缕之功;后起之秀范大鹏兄的《铁笔铜墨》出版于2008年,也比这本《铜刻艺术》早了四个年头。怎么这本书就成了第一部?有了这样的心绪,看书的时候不免对文字就更生出几分挑剔。于是顺手记录下来,就有了这篇《铜刻艺术》识小。不当之处,乞过往君子多多赐教。
1、概念术语的混淆与随意
本书第一章讲铜刻艺术简史,出于兴趣,我直接从其第二节“近代铜刻艺术的创始、兴盛与式微”读起。有趣的是,标题是“近代铜刻艺术”,而正文第一句就说“近代刻铜源自……”,这是本书的一个语言特色:对术语不加界定与辨识,随意交叉使用。“铜刻”与“刻铜”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短短一段共七行文字中,就依次出现了“刻铜”、“铜刻”、“铜镌”等三种提法,在后续章节中又出现“镌铜”。众所周知,“刻”和“镌”从技艺上还是有区别的,但在此文此处,从上下文表达的含义看,这四个概念是完全一样的,或者说是混淆不清的。随手再翻开几页,发现本书对“铜刻”与“刻铜”的混用已到随心所欲的境界。
2、选用范例的宽松与疏漏
本书有大量铜刻作品的照片或拓片作为范例,其中颇有一些把关不严,以至鱼龙混杂。随手举几个例子吧,23页陈寅生兰亭盒、27页陈寅生七言书法盒皆不开门,43页姚华兰石盒、44页姚华南宫拜石盒皆存疑,而44页姚华菊花盒、45页茫父的三个盒子皆可以肯定是仿刻。此书成于2011年,铜刻圈对寅生和茫父的认识已有相当高度,公认的开门见山的作品也已不下数十件,此书的选材不够精审,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3、材料取舍的失察与传讹
铜刻研究起步实晚,前有周继烈先生开山劈路,后有范大鹏、杨未君诸位青年才俊后来居上。目前局面初开,资料芜杂,如果不加考察,难免以讹传讹。《铜刻艺术》一书关于姚华刻铜正是如此。截止目前,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和资料说明姚茫父曾经亲自操刀刻铜。本书援引了张樾丞次子张幼丞的回忆,在44页8行写到“茫父的铜刻作品,大都作画书字,由同古堂操刀,凡此作品均具‘茫父’款,有时兴之亲自奏刀则具‘姚华’款。”呵呵,这段文字实在是妙,“有时兴之亲自奏刀”大概是想说“有时兴之所至亲自奏刀”,可惜这一说法立不住脚,一则幼丞生于民国十五年,茫父去世时尚为4龄小童,哪里会有这等记忆?二则就目前目力所及的所有茫父盒,不能提供实物证据证明这一点,三则在茫父及同时代人所留下的文字资料中,尚未发现片语能够佐证之。“茫父亲自奏刀刻铜”是铜刻圈的经典议题,目前普遍的共识是“讹传”,可惜作者在材料取舍时不够审慎,且未作丝毫考辨和说明。
再如45页,关于鲁迅购得茫父怪鸟墨盒的故事,已见于多处记载,茫父和鲁迅的文字中也都有涉及。可是本书把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表述得有些莫名其妙:明明茫父刻画了一只双目圆睁的正面的鸟,引起鲁迅先生极大兴趣并欣然收入箧中,作者却说“此作引起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兴趣,对画鸟只画侧身单眼的传统作品尤为欣赏,戏称此鸟为‘怪鸟’”。恕我愚钝,鲁迅先生到底欣赏的是反传统的正面双眼的“怪鸟”呢,还是传统的侧面单眼的“普鸟”?
4、文字表述的失当与失校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书生只是蜻蜓点水般浏览一过,文字如何自然没有深刻印象。然而对于铜刻艺术简史一章,因涉及姚茫父与陈师曾处较多,阅读稍细。这一细致阅读,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先说表述失当处。
例如25页第三段“民国时期,除二张以及参与刻铜艺术的陈师曾、姚茫父、章浩如外,尚有刻铜高手如姚锡久、孙华堂、石父、松泉、魏长青、徐焕荣、李文新、王景华等,惜少有留下事迹者”。这段话有两处失当,一是将姚锡久与石父并提,此二者本是一人;二是将徐焕荣与李文新列为民国刻铜高手,尽管二者均生于民国,学艺于民国,但是主要的艺术经历却都在1949以后,民国时期不过是琉璃厂的学徒,恐怕不能称作高手。
再如42页“功垂青史姚茫父”一节,文字失当处尤多,特别是引述姚茫父为姚锡久刻铜集拓所做序言时,在短短两行文字中就有4处错误,引文如右:“……而绍兴录姚锡久世擅此业,与余有素,有数劝奖之。已而锡久已所刻进,则不异张、孙之技。一时鼎足,定不可喜也欤!”
实际应该是:“……而绍兴姚锡久世擅此业,与余有素,又数劝奖之。已而锡久以所刻进,则不异张、孙之技。一时鼎足,岂不可喜也欤!”
关于这段释文的讨论,最初由姚茫父孙婿邓见宽先生释读并首刊于《莲花庵写铜》一书中,已有云在堂杨未君兄专文讨论,不赘述。
再说点儿文字失校处吧。就阅读所及,如31页于省吾误作干省吾;
41页陈师曾疏林图镇尺释文中有两字没有释出,仅从这缩小不清的图片就很容易辨认是“开后”两字,可见作者、编辑和校对均失察。
42页姚茫父肖像误作“姚茫夫”;第5行莲花庵主误作莲花龛主;第9行邮传部误作邮电传部;
43页茫父刻瓦当盒钤印“茫父”漏释“父”字;
44页爱不释手误作爱不择手;
45页刮目相看误作括目相看;
47页6行赠与误作赠于;8行同时误作同样;倒数2行释文匋斋误作匋鼎;
……呵呵,不列举了,已经替责编和校对做了太多工作,就此打住。
顺便说一句,这本书是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出品,不仅有责任编辑,而且有特约编辑和责任校对,窃以为本文所举大多属于编辑和校对应当尽职的范畴,与文字打交道毕竟是他们的职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