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徐懋庸
母亲去世已满一个月了。近日想起，悲哀已像一块冷却的铁，虽然还压在心头，但失去灼痛的热度了。因此，能够沉重但冷静地想想她的命运。我能够说的，只有母亲的痛苦。
生在贫家，嫁在贫家，物质生活的辛苦，是不必说了。精神上，从也被贫困刺激得性情粗暴的丈夫那里是得不到安慰的。至于儿女，夭亡的夭亡了，离散的离散了。在十二三年的战争期间，千难万难地养大了一个孙女，是她膝下唯一承欢的人。这没有成，却反而突然被死神带走了…….
解放以后，她的桑榆晚景，本来也不算坏。知道我没有在战争中死掉，还给她添了一大群的孙儿，这“福气”，就不小；我寄的钱；也够她和我的父亲温饱地度日的；经过改革的社会；对她也尊重起来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然而，她是不满足的，非常痛苦的，她是在痛苦中死去的。
她晚年的痛苦，是我所给她的。
我是她唯一可以指靠的儿子。指靠也算指靠到了，我供给了她的生活费用。但她所指望的，只是这么？她还有别的要求的。但是我，解放以后，一次也没有回去过；孙儿一大群，对她也不过是想象中的存在。她也知道同我们没有多的话可讲，而在家乡，可以同别的老太太们念念八仙佛（八个人一桌共同念佛），讲讲家常，热闹些。她叫我回去看看，我总是说，要去的，但终于没有去。我为什么不回去，原因很多，对她，却总是说工作忙。在她，以为我在欺骗，是不会的，但她总觉得莫名其妙。对我这个儿子，她养到我十二、三岁以后，就开始莫名其妙了，一直到最后还是莫名其妙。这情形，在做母亲的，是一件无比痛苦的事，所以，在瞑目以前的一年中，已经神经错乱了！
但是，据家信说，她在弥留之际，却极清醒地说了极达观的话，一句也没有责怪我。这是处于伟大的母爱的原谅，但也是处于伟大的母爱的坚忍！
我不但使她莫名其妙，而且使她对我有一种自卑感，这是我忏悔不尽的地方。
母亲赋予我生命。但这个生命，是在穷困的家庭和黑暗的社会中长大起来的，它像什么一株野生植物，营养的不足，使它畸形地发展，它没有色和香与周围的百卉竞艳，它只长出刺来保护自己——往往在它自身和它所植根的土地受到侵犯的时候，它的刺就紧张起来了。
因此，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怪僻的性格，这性格使得我连对于父母，也很少说话。父亲对这，是一味的责骂，母亲却只是用了茫然的眼光看我。她看我总是在读书，正正经经地用着功，以为我一定有道理，而这些道理是她所不能懂的。所以，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她对我绝不表示意见，只以整个母亲的心，不得要领地探测着，无能为力的保护着我！
例如，十四岁的时候，我闹起恋爱来了。我的家乡，是同族聚居的，我所爱的是本宗的姑娘。这是非法的，也不会有结果的。母亲知道了这事，有一天，背着人问我：“人家在说你，你同姑娘相好呢？有这事么？”我没有做声。母亲等了好一会，叹了一口气，走开了。
一九二六年，闹大阁命，我也追随了。第二年四月，国民谠清谠，在我们县里，要铺捉八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我逃到了上海，混进了个学校里半工半读地过日子。过了两年，案子冷下去了，我曾偷偷地回家去了一次。母亲见了我，细细地把当时警察去抓人、搜查的情况叙述了一番。她说：“那时候，惊吓是不小的，我急得病了一场，不知道你在外面怎么样了。后来接到你的信，说是到了上海，才放了心。他们，那时尽要搜你的书，把一间破屋搜遍的。好在我先得了风声，藏过了，如今还在呢！”说着后面的一句话的时候，她脸上露出骄傲的微笑。接着，她问了一句：“你如今还在做那种事么？”我没有回答。我那时并没有做“那种事”，但是我不愿意讲“我不做了”，她其实不大明白我究竟做的是什么事。等了好一会，母亲只说了一句:“以后要多多留心!”走开了。
一九三七年，抗日统一战线实现了。因为叔父去世，我带了妻和儿女回家去。看到了媳妇和儿孙，母亲是幸福极了，天天用我带去的钱请我们吃好的，我再三叫她省俭些，总不听。有一天，邻人对我说，母亲去向人家借钱。我问她，她说：“有这回事的。你带来的钱用完了，我就暂时借着。你不用管。你走了以后，照样寄钱来，我苦一些，就还清了。你们在家里，总要吃得好一些的。”在这事情上，她固执得很！
有一天，她跟我商量：“你是不是可以多卖一些书，积点钱，我们买几间房子？你们总得有几间房子住才好。我和你父亲，就在这间老屋住下去。”她说的“卖书”，指的是我的投稿。我劝她不要打这主意，这是因为我没有这么多的书卖。我没有诉出我不想回到故乡来住的话，但她也猜着了，很有点伤心的样子。沉默了好一会，只说了一句：“对！你的主意是不会错的。”走开了。
当我要回上海的时候，有一晚，母亲以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命令口气对我说：“你，也对媳妇去说，你们把晔子给我留在身边。我要她，我会养得她好好的……”她流下了眼泪。我们遵了命，走了。这成了永别的开端，对于母亲，也对于我们的女儿。
我同母亲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现在想来，其他的一切，是还有可说的，而我在解放以后的不去看看母亲，实在是罪无可赦的事。我倘若回去一次，让她看看我和她的孙儿们，让她同我说说她在战争时期的她的苦难生活，让她听听我在战争时期的新奇经历，那在她，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她的晚年，就会过得很愉快的。这在世界上，我，到底是她最亲切的人啊！寄给她钱让她饱，这算什么呢？她是吃惯了苦的。能够见到我的面，能够在精神上占有我——至少一部分，在她，这才是幸福的真谛。但是我，剥夺了她的全部幸福！在她看来，她这亲生亲养的儿子，她用了整个的心爱了一生的儿子，到底只变成了每月若干元的人民币，这是多么伤心的事啊！然而，她到死也不忍责备我一句。也许，她的母爱的盲目性，使她真的相信我没有什么过错吧。通过解放后的许多事实，她知道共产谠是干什么的，而她的儿子也是共产谠，这一点，也应该是她谅解我的理由。
但她对我究竟是莫名其妙的，因之可以想象，她内心的矛盾，该是多么深刻，这是最痛苦，最痛苦的！
我的母亲的一生，就是这样茹苦含辛的一生！
我的不回家去，是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可以解释的：第一是工作的连续性和紧张性；第二，在解放初期，我怕因为有一个在乡下人看来是“官”的身份，会惹起许多的麻烦；第三，在去年，本来是有四个月的空闲时间，可以回家一趟的，但因不得不同一个本来他就是谠员而后来自云又不代表谠了的同志打些交道，不得抽身；第四，今年呢，初到新的工作岗位，自然又不好请假。
但是，母亲已经死了，这些理由，没有机会讲了，就是讲，也讲不清楚的；她会相信，但她不会理解。她是一个最普通的村妇！
我这些抱憾无穷的思想，是直到母亲死后才明确起来的。过去，从未细想过，只以为母亲还能活好多年，总有一天可以回去看看，不在乎迟早；这事对她的意义之重大，也未曾揣摩过。现在想明白了，但是已经无可奈何了！
就算我是全心全意在为人民服务吧，但对于人民——而且是最痛苦的劳动人民之一的母亲，给了我生命和全心的爱的母亲，却是这样的漠不关心；在我是轻而易举而在她却是最大的幸福的会面，也不让她如愿。
不受咒诅但我自己是应该检讨的！
只有一件事我总算遂了她的心愿。前几年，她来信说要预造“寿坟”和“寿材”，征求我的意见。我稍稍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我知道，这一件事再不让她满足，她就会死不瞑目了。人的一生，只在这一件事上得到满足，是极可悲的了，但在我的母亲，这却算是生活在最后实现了它的意义。这事，在我，是要从另一方面进行检讨的：迁就迷信——但我管不得许多了！
我只欠母亲／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1955年8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
8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这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破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10点，下午约4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床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操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佑”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2024-07-28 20: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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