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丹丹、黄宏小品《超生游击队》
我和黄宏认识是在1989年的春节晚会。那年他第一次上“春晚”,好像和方青卓等人一起演了个关于喝酒的小品。而我是因为晚会节目时间不够长,节前十几天临时加了一个小品《懒汉相亲》。不知是谁推荐的让我来演,我还从来没演过。我不了解小品那么容易“火”,更不知道日后它能让我挣那么多名和钱。
一天晚上彩排完了回家,我的前公公问我这些天在忙什么,这样早出晚归。我告诉他我要上春节晚会,演一个小品。他问我演什么角色,我又告诉他演个老姑娘去男方家里相亲,眼神儿不大好,一会儿把暖瓶踢碎了,一会儿又坐在气球上。
“干吗?拿肉麻当有趣?”他直眉楞眼地瞧着我。
“对。”我说,“拿肉麻当有趣。”应了这句话后我幡然醒悟。天哪!太露怯了!不定多少人会这样评价我。我是一个搞“高雅艺术”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手里端着茶水、兜里揣着牙签走进排练厅的“艺术家”,怎么能去演这么矫情的角色呢?万一剧院里的老师们在电视里看见我,怎么办?我还有脸回去吗?
我当即决定退出春晚。第二天我找到负责语言类节目的导演告诉她我不想上了。她诧异地盯着我像盯一个外星人。
“宋丹丹,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上春晚?你知不知道我们毙了多少小品?你知不知道上一次春晚得凭多大造化?”
我不得不诚实地说我不知道。
总之,我是在犹犹豫豫、扭扭捏捏、半推半就的状态下走上了“春晚”舞台。我万没想到当我操着不知是山东哪个地方的口音、捏着小嗓儿说:“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的时候,全国已有上亿观众认识了我。我也不知道台底下坐着一个叫黄宏的男孩儿,他已打定了主意要跟我合作。
当时我们都还不满29岁,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超生游击队》是黄宏自己创作的,他邀我一起上1990年的新年晚会。那时候我正怀着近七个月的身孕。
“不行,”我在电话里说,“我演不了,我大着肚子。”
“要的就是这个。”他说,“你还省得往里垫枕头了。”
每天,一到排练厅,我先把大肚子搁桌上喘喘气儿,气儿喘匀了,还得靠床上歇歇脚。边歇脚边跟黄宏聊天,聊着聊着我肚子就饿了,得下楼去吃口饭。吃完饭上来又挺困,于是再睡会儿。也有的时候吃过午饭,我靠在床上打游戏机,他就歪在我旁边闭目养神——条件差,就一张单人床,只好将就些。问题是歪就歪吧,没过几分钟他就鼾声如雷了,这有点儿不像话。我使劲摇晃他,“起来起来起来!麻烦您注意点儿行吗?您也太不把我当女的了吧!”我们俩都笑起来。
总之等我完成一系列的身体调整,排练的时间也剩不下多少了,逼得黄宏逢人便诉苦:“跟个孕妇合作,那真是太——困难了!”
打死我也没想到,《超生游击队》能那么轰动。中央台的新年晚会从没出现过那么“火”的节目。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真正地体会到什么叫“一夜成名”。
第二天我和我的前公公一起去菜市场,所有的人都兴奋地和我搭话,我腆着大肚子简直疲于应付,我公公在我身后朝他们不断微笑颔首:“谢谢,谢谢。”
我一扭头:“嘿,有您什么事儿啊?”
“丹丹,他们都是你的观众。”估计老人家无法不震撼于影视传媒的能量,过去的“不屑于”如今需要重新审视。
有一天我接到黄宏的电话,他轻声地、慢悠悠地说:“丹丹,你什么时候还我那4万块钱哪?”
“我什么时候欠你4万块钱?”我一听急了。
“你在家生孩子,起码耽误我挣4万块……”
挂上电话我把这话学给英达和他父亲听。
“4万?”老人家吃惊地说,“我要有4万块,这辈子我什么都不干啦!”
我看着他:“别说您,我也不用再干啦!”
三个月后我生下了儿子,儿子满月后的第四天,我开始走穴。
那两年,我和黄宏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有时候我们一天演两场,最多演过三场。为了赶场儿,我们乘火车转汽车,成天在公路上飞奔。
黄宏说:“开始我跟个孕妇合作,现在我和个产妇合作,真不容易。”
是,我是个大胖子产妇,黄宏处处得照顾我。记得一次我们去一个县城演早场,连夜我们得从另一个县城赶过去。那天夜里不顺,拉我们的吉普车坏了两个轱辘。第一个坏了换上备胎,第二个再坏了就“瘫”在了路上。
眼瞅着天就亮了,上午九点开演,听说县委书记也来看演出。我和黄宏站在大马路上截车。黑灯瞎火的,截谁都不停。好不容易有辆大卡车停了,才发现是个拉煤的。驾驶室里已经有了两个人,最多再挤下我一个。黄宏让我坐进驾驶室,他穿上我在《超生游击队》里穿的服装,戴上我演戏时戴的大头巾坐在了煤堆上。
大煤车“呼呼”地在公路上飞驶,我不停地回头看坐在煤堆上缩成一团的黄宏,心里充满“不落忍”。
不能想象当我们到了目的地,黄宏从大煤车上下来的时候多么可笑。他脸上所有有“窝儿”的地方都是黑的。连续几个钟头的颠簸使我们疲惫不堪,但我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黄宏则完全笑不出来。
主办单位的人把我们从车上扶下来,说县委书记正等着和我们合影留念。
“不行!”黄宏急了,“先洗澡,然后睡俩小时,演完照!”
我们“脚底踩着棉花”进了屋,往床上一扎,昏睡过去。
那两年我跟黄宏一起呆的时间比跟英达多。我老管黄宏叫“英达”。
此后的三年“春晚”,我和黄宏连续合作。1991年是《手拉手》,1992年是《小保姆与小木匠》,1993年是《秧歌情》。
记得大年三十儿我演完《秧歌情》回到家,快夜里12点了。儿子高烧39.9。我抱起他就奔医院,孩子病得那么重,我为了“春晚”好多天也没照顾他,我内疚极了。
他昏昏沉沉倚在我肩上,滚烫的小脸儿贴着我的脖子。我用颤抖的声音对坐在那儿正在写着什么的女大夫说:“大夫,我儿子快40了,麻烦您给看看。”
她抬起头,突然发现是我,随即笑起来:“宋丹丹,你演的老太太真好!”
“我儿子快40了。”我重复了一遍。
“你的豁牙是怎么弄的?真像!”她依然笑着,“你先告诉我,然后我才给你看,不告诉我不给看!”她依然呵呵笑着。
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我想骂人。我觉得委屈,我太恨她了,但我又不敢流露,因为我指望着她救我的儿子。我把眼泪擦了一下,然后告诉她我牙上染了黑颜色。
从那以后我连续四年没上“春晚”。我很厌恶人家见我就笑,厌恶被人称为“女笑星”。我不愿意离自己心中的“大艺术家”目标越走越远。这样下去,我永远也别想让人觉得我“有分量”和“有思想”了。
黄宏说他那四年像个离了婚的单身汉那么“飘零”。他不停地更换着搭档,当然,那些小品也不错。
直到1997年底,我与现在的先生新婚不久,他说:“妮儿,往年都是我在电视里看你上春晚,你是明星大腕儿,现在你是我老婆了,你也让我尝尝这滋味儿。等年三十儿,我们全家围着电视看我媳妇儿给全国人民演节目,等你回来吃饺子。”
我心里一暖,很快给黄宏打了个电话:“黄宏,今年我跟你上!”
我们一起编排了一个小品《回家》,黄宏在戏里也管我叫“妮儿”。那是我献给先生的新年礼物。
第二年,我们还想合作,天天在一起研究弄什么内容。他每出一个题目,我就反驳,我不大赞同他编小品过于追求“立意”。我认为小品只要能把人逗笑了就算成功,当然,最难的就是把人逗笑。最后,他想出一个点子,演一个修自行车的,帮别人给车打气儿,“气不足就得打点气儿,气太足就得放点气儿”。我觉得还是同样的问题——寓意太深,他却对这创意充满了信心。于是我对他说:
“黄宏,这样吧,如果你坚持用这个点子,你就和别人演,看能不能通过。如果通过了呢,你们就上,如果通不过,你再回来找我,咱们俩接着琢磨。”
当然,这个小品很顺利地通过了,他和句号演的,叫《打气》。我终于放弃了上“春晚”的念头。
大概离春节还有十几天的时候,本山打给我一个电话,希望跟我合作。他把“楔子”大概给我讲了讲,我拍手叫绝。老头儿老太参加《实话实说》是个好点子,不拘泥于故事,特定的规定情境,有什么包袱就问什么问题,而且可以充分展现人物性格。
很快,《昨天,今天,明天》诞生了。一经亮相,戏惊四座,谁看了都说好。但我笑不起来,因为我发现黄宏不理我了。
如果说那四年我们俩像“离婚”,那我跟本山的合作在他看来,大概像眼瞅着自己的老婆嫁给了自己的朋友,并且人人都夸人家俩过得好。
虽然我并不觉得做错了什么,但心里还是有些内疚。毕竟,快10年了,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情感,我们俩情同手足,常常形影不离。
但是很快,我的内疚随着他一次次对我的“视而不见”消失得无影无踪。再很快,我的歉意就被怨恨代替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常常想,“我又没卖给你。”
“是你先和别人演的,凭什么我不能和其他人合作?”
我越想越气,也开始用“冷酷”回敬他。
到了年三十儿晚上,所有演员都在演播室二楼的咖啡厅等着上场。工作人员通知我,节目快到了,我就顺着楼梯往下走,正好迎面撞上黄宏沿楼梯上来。
在这之前,有很多次我们俩“狭路相逢”,就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所以这次我也没打算搭理他,面无表情地只盯着脚底下的台阶。黄宏却突然站住了。
“嘿,你过来一下。”他朝我勾勾手指。
“什么事?”我冷淡极了。
“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他指自己的耳朵,意思是悄悄话。
我没好气儿地走过去,不耐烦地说:“干吗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大声说啊?”
“再近点儿,特重要!”他说。
我把耳朵凑过去,“说吧!赶紧的!”
哪知他冷不防“啵儿”地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去!讨厌吧你!我发现你这人特没劲,我特恨你!你小心眼儿!”我推了他一把,哈哈笑起来。再看黄宏,那大嘴咧的,那眼睛眯的,满脸都是开花褶子!
后来这些年我们还真的没再有机会合作过。但无论他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什么忙,我都一定不会推辞。我们有什么痛苦或彷徨,都可以向对方尽情地倾诉。他为我总结出十六个字的“高度评价”:极其聪明,极其懒惰,极其善良,极其多变。他知道我如何遭遇生活的低谷又是如何走了出来。这份情谊已经随着某一段历史一起被定格,永远不会抹去。
(摘自宋丹丹著《幸福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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