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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夫妻档案[3]:夫唱妇不随——梅兰芳、孟小冬

(2023-01-13 22:10:03)
分类: 图文:粉墨人生
民国夫妻档案[3]:夫唱妇不随——梅兰芳、孟小冬
青年时代的梅兰芳

        三人行  双城记

       
        被誉为“民国三大美男子”之一的梅兰芳,小时长相据说并不算出众。几乎是一手将他拉扯大的姑母,在他成名后还对人说过这样的话:“他幼年的相貌,也很平常。面部的构造是一个小圆脸。两只眼睛因为眼皮老是下垂,眼神当然不能外露。见了人又不会说话。他那时的外形,我很率直地下他八个字的批语:‘言不出众,貌不惊人’!”对照此言,联系鲁迅曾说梅兰芳饰演的天女和黛玉等,眼睛凸,不好看;再细看梅兰芳留下的照片,不难发现他的上眼皮似乎确有点垂而肿的影子,足见他姑母所言并非虚妄。
        梅兰芳后来成为了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首,这为众所周知,但是同样据他姑母亲口所言的一件事情,足可看出他原本在戏曲方面先天资质也是很平常的:8岁时,家里为他请著名小生朱小霞给他启蒙,选的唱段多是《二进宫》《三娘教子》中的一些“老腔”,但是就这些难度很小的唱段,他往往是学唱半天也上不了口,弄得朱老先生最终只好无奈地对他长叹一声说:“祖师爷没赏你这口饭吃呵!”从此再也不肯来教这个他以为没有前途的学生。
        此时年仅8岁的梅兰芳,对于自己的将来或许并不会多想,但出生于梨园世家的他,让长辈们一时很为难是一定的吧——这孩子到底要不要学戏?学,能学出来吗?不学,又干什么好呢?或许是长辈们一时真不知所措,使得“在他十岁前……几乎成了一个没人管束的野孩子”。
        想来,那时这个还被人叫作畹华的男孩,虽然父母又亡,但也一定曾像邻家男孩一样,整天不在自家居住的那座早已破败的四合院里抓蝈蝈、捉蜜蜂,就是跑到皇城根下的大树底下,去听蝉鸣鸟叫。可就是那几年的“野孩子”生涯,未必不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众所周知,梅兰芳后来除了以京剧名世外,他还一度以卖画为生,他的画,只画那些花鸟虫鱼、残山剩水,这未必不与他这一段童年时光有关。
        只是童年的幸福时光总是短暂的,这个生在梨园世家的孩子注定是为戏而生的,除了学戏,长辈们也实在想不出他还有更好的人生道路可走。先天资质并不出众的梅兰芳,后来终于成为了京剧艺术的一代宗师,毫无疑问,他更多依凭的一定是勤学苦练和转益多师。
        勤学苦练自不必去多说,只说他的转益多师,在自己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梅兰芳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家学戏的传统,从我祖父起,就主张多方面向前辈们领教。拿我来说,除了开蒙的老师吴菱仙外,请教过的老前辈,那可多了。让我大略地举几位:京戏方面,我伯父教的是《武家坡》……陈老夫子在昆、乱两方面都指点过我……《虹霓关》是王瑶卿先生教的。《醉酒》是路三宝先生教的。茹莱卿先生教我武功。钱金福先生教过我《镇檀州》的杨再兴、《三江口》的周瑜……《镇檀州》是跟杨(小楼)老板唱的,《三江口》是跟钱老先生唱的……专教昆曲的还有乔惠兰、谢昆泉、陈嘉梁三位……又跟丁兰荪、俞振飞、许伯遒三位研究过昆曲的学习身段与唱法。”
        梅兰芳一口气列举了这么多教过和指点过自己的师友,但是有一个人的名字照理说他无论如何不该漏,而他恰恰漏了,此人就是齐如山。
       
        对于京剧发展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京剧是从昆曲发展而来,它之所以能最终取而代之成为“国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实行以演员为中心的艺术模式,力捧名角,竭力发挥演员的明星效应,并以此带红整个戏和戏班。而昆曲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等杰出剧目,早已形成了它以剧本为中心的艺术管理传统;而以“戏”为中心的模式,较之于以“角”为中心的模式,观众显然更愿意接受后者,因为这至少场面更热闹,也更易于观众与艺人间的互动,甚至参与到艺术中。如此形情也如同今天的音乐:以作品为中心的歌剧、音乐剧、器乐剧(无论是美声的,还是民族的),无论如何都不如以明星为中心的流行音乐让听众和观众易于接受和积极参与。
        然而,京剧这种力捧名角以竭力发挥其明星效应的艺术模式,也自有其软肋,这就是它重角儿轻剧本,而这造成的直接后果,最显著的有两点:一是唱词多俚俗,二是在细节的刻画与人物性格的表现上常常忽视生活与艺术的真实,显得过于写意。总之,京剧剧本普遍文学性较差。
        而当时的京剧界人士,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艺人,他们自身显然是无力改变京剧的这一现状的。而在这方面,如果谁能有所作为,这无疑便占得了艺术的先机,一下出类拔萃便也会自然而然。梅兰芳幸得齐如山,正是如此。
        1913年冬的一天,梅兰芳收到一封3000多字的观众来信,信中不但对他刚刚在《汾河湾》一剧中的表演提出了一些批评,并对剧情和唱词提出了一些身段设计方面的建议,特别是对戏中梅兰芳扮演的柳迎春,与丈夫薛仁贵分别18年后寒窑相见的那一场戏,来信中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设计:薛仁贵回到了阔别18年的家,在外推门不开,于是他对妻子有一大段表白的唱腔,这段相当于内心独白的唱腔自然是感情淋漓的,而此时在门内的妻子听着该有如何表现呢?想来决不会无动无衷!此谓人之常情。然而,梅兰芳的表演只是承袭惯例,一直面朝屋里,亦即背对着观众,一动不动地坐着。这显然有违生活的真实,也有违艺术的真实,所以信中建议梅兰芳,在听薛仁贵独白时,要表演出有所呼应,特别是要注意神情的变化,动情处甚至要做出一定的戏剧动作。
        写这封信的人就是齐如山。
        齐如山出生于河北高阳的一个书香世家,幼年即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经史子集,无所不览、不通,诗词歌赋无所不阅、不能;十九岁又被选进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毕业后再留学西欧,可谓一位真正学贯中西的学者。辛亥阁命后,他回国任京师大学堂和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授,不久后又多次去德、法、英、奥各国游历,并对西洋歌剧和话剧发生兴趣,后努力学习,积极研究,先后所著戏剧理论专著有《说戏》、《观剧建言》、《中国剧之组织》、《戏剧角色名词考》、《京剧之变迁》、《脸谱说明》、《脸谱图解》、《国剧身段谱》等数十种;理论研究的同时,他还进行戏剧创作,前后编过话剧剧本《女子从军》,戏曲剧本《新顶砖》、《新请医》等多种,并立志对中国传统戏曲进行一定的改革。因此,齐如山又是一位从理论到创作都十分精通并有着极大艺术热情的真正戏剧大家。
        梅兰芳得信最初应该并不一定知道其作者为何许人,或许只是觉得言之有理,于是在下一次演出时,他竟接受了信中建议,一改传统套路,在舞台上随着薛仁贵的演唱,做出了一系列相应的身段表演。如此果然收到了极好的舞台效果。据说演到此时,舞台下面突然发出一阵叫好声,扮演薛仁贵的谭鑫培一下子很诧异,因为他凭以往的演出经验,自己以前唱到这里时,是从来都没有过叫好声的!演完后他一打听,这才知原来如此。
        此时在舞台下叫好的人中就有齐如山。当然,他的叫好并不只是为梅兰芳的表演本身,而是为他这种能及时听取观众意见的开放性艺术态度和作风,毕竟此时的梅兰芳已是北京城内的名角了,能如此对待一封普通的观众来信,实属难能可贵。
        对于齐如山来说,写那封信或许只是一时兴起,或许是考察后所做的一次试探,现在得到了梅兰芳如此的回应,自然是十分高兴,觉得年轻而有艺术气度的梅兰芳或许正可担当自己对中国戏曲作一次改革实验的重任,于是齐如山又给梅兰芳写去了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类似的信,不多久竟写了100多封,而梅兰芳,每次收到信都认真研读,并对照着在舞台表演中努力改进。
        就这样,齐如山不仅成为了梅兰芳幕后的艺术指导,甚至几乎是执行导演了,为他改进和设计了许多舞台身段、唱腔和道白,还为他量身定做,亲自编排了一系列新戏,如《牢狱鸳鸯》《嫦娥奔月》《黛玉葬花》《晴雯撕扇》《天女散花》《洛神》《廉锦枫》《俊袭人》《一缕麻》《西施》《太真外传》《红线盗盒》《霸王别姬》和《凤还巢》等,总数竟数十部之多,其中有很多戏还成了梅兰一辈子的保留曲目。正是为此,齐如山获得了梅兰芳“戏袋子”的雅号。
        到底齐如山与梅兰芳在艺术上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进而在梅兰芳的艺术历程中有着怎样的重要作用,或许有两个事例可作侧面证明:其一是,80多年前,北平的《晨报》副刊发表了剧作家罗瘿公的一首题为《俳歌调齐如山》的诗,其中有“梅郎妙舞人争羡,苦心指授无人见”两句,编者为此加按语云:“梅兰芳之名,无人不知,而使梅之借获享盛名,实为高阳齐如山先生,则世能知之者鲜矣。”其二是,梅兰芳于1932年移居上海,齐如山在最后一封信中说:“我从民国二年始给您写信,至今已二十多年了……我大部分的功夫,都用在您的身上……您自今以前,艺术日有进步,自今之后,算是停止住了。”齐如山说这话自然有赌气与自负的因素,但是随后的事实是,梅兰芳在艺术上几乎竟也被他不幸言中——离开了齐如山的梅兰芳,虽然也曾编排过《抗金兵》《生死恨》这样的新戏,但这毕竟只是为宣传抗战而排的应景之作,1949年后,虽也排演过一出《穆桂英挂帅》,但其也多有为政治服务的因素,除此之外,竟无一出新戏。
        齐如山与梅兰芳相遇的意义,套用一句“秋雨体”散文的话,那不但是梅兰芳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更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件大事。
        梅兰芳在收到齐如山最初的那封信时,之所以能如此虚心接受和积极改进,当然与其艺术上开放的姿态和谦虚的品格有关,但绝不仅仅如此。
        就在这封信的抬头,齐如山称梅兰芳为“先生”,这就注定了梅兰芳不能不对这封信刮目相看、认真对待,因为在此之前,从来还没有人这样称呼过他。那时,梅兰芳尽管已是京城梨园的名角,但人们对他的称呼仍多是“小友”、“歌郎”等,且这些不伦不类的称呼竟还是与他关系较为密切的文人算是对他的“尊称”,就连当时与梅兰芳关系十分要好的朋友樊增祥,也从来不肯将当时人们已习称的“先生”或“兄弟”等与梅兰芳相称,同时他又不好意思称“小友”之类,于是只好称之为“艺士”。 当时的人们,特别是有着士大夫情结的知识分子,总认为自己与属“下九流”的“戏子”相比是高出一等的,于是他们对于戏曲艺人这些貌似尊称的称谓,实际上本身就带有着很大的不尊。也正是为此,当梅兰芳每收到一些文人墨客赠送的字画,只要是抬头写着“小友”之类上款的,他转背总会立即撕毁。
        当梅兰芳将齐如山的信拆开,首先映入他眼帘的竟是“梅兰芳先生大鉴”——就是这样一个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十分平常的称呼,让梅兰芳的心头为之一热,因为他感觉到了一种尊重,至少是一种平等!梅兰芳从齐如山这儿得到的除艺术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一种理解、平等和尊重,进而是一种人生和艺术的自信。
        正是凭着这一份自信,梅兰芳最终以一个男旦身份,代表着当时事实上处于社会底层、与娼妓同列的中国戏曲艺人,开始向传统的社会偏见和歧视心理发起了挑战,并在人生的全方位为其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进行奋力抗争;而以齐如山为代表的一批文化精英,在这一过程中,事实上也十分地给力,这才最终成全了梅兰芳等那一代戏曲艺术家艺术与人生的全方位成功。
        其实,当初齐如山之所以很长一个阶段都只采用通信的方式与梅兰芳交流,多也有碍于自己正统文人的架子,怕与被社会视为“下贱戏子”的梅兰芳之间的频繁接触会招来一些非议。当齐如山第一次亲临梅兰芳家,耳闻目睹的事实终让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梅兰芳本人,性情品行,都可以说是很好,而且束身自爱;他的家庭,妇人女子,也都很幽娴贞静,永远声不出户。我看这种人家与好的读书人家,也没什么分别,自此我就常往他家去。”自此以后,齐、梅之间才由通信转入当面切磋、现场编排和临场监督。当梅兰芳的艺术达到了一定水平时,齐如山又大力支持其走向世界,将自己的艺术推进一个更大的范围去交流、发展与提高。
        正是在齐如山等人的推动下,1919年4月21至5月27日,梅兰芳应日笨帝国剧场邀请,携班访问日笨并进行演出。先后在……等地演出,其盛况可谓轰动日笨列岛;为此,同年10月9日至11月22日,梅兰芳再次应日笨帝国剧场邀请赴日演出,也再在东京大阪京都等地引起轰动。
        在东方国家的演出成功,又让他们将交流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西方国家。
        1930年1月18日,梅兰芳率戏班经日笨横滨、加那大维多利亚到达美帼,先后在……等地演出72天,在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美帼竟然也同样引起轰动,为此,他还被波摩拿学院、南加州大学分别授予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至此,梅兰芳算是真正地走向了世界。
        可实际上走向世界的又并不只是梅兰芳个人,而无疑是中国传统戏曲,且是其第一次真正走向世界。毫无疑问,如果背后没有齐如山等一大批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参与其中,仅靠梨园界自身的力量,是绝不可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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