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夫妻档案[4]：夫唱妇不随——梅兰芳、孟小冬](//simg.sinajs.cn/blog7style/images/common/sg_trans.gif "民国夫妻档案[4]：夫唱妇不随——梅兰芳、孟小冬")
舞台上的梅兰芳
三
唐朝的盛世有杜诗、颜字、韩文，南北朝的乱世竟也有“竹林七贤”，因此社会、时代的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发展，是既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的。然而，尽管如此，文化、艺术与社会、时代还是存在着一定关系的。虽然很难说清楚大宋原本不失丰腴的江山最后倒底是被赵佶的“瘦金体”越写越瘦的呢，还是它原本的丰腴只是一种虚胖，它蕴育出的艺术就只能如此骨瘦如柴，但“瘦金体”只能出现在宋代，决不可能出现在唐代，这一点是肯定的；还有那南唐小朝廷，我们也难以说清楚倒底是李后主的小令将这个小朝廷最后唱衰的，还是这样的小朝廷原本就只能蕴育出这样的小令，但是同样有一点可以肯定，那种“问君能有几多愁”之类的小令只能属于李后主。
清末，阴盛阳衰，乾坤颠倒；民初，历史转折，社会转型。这一过程中，文化在冲击中交融，在交融中发展，在发展中呈现出一时的畸形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梅兰芳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可谓生逢其时、其世。
梅兰芳是一男性，但是舞台上出演的是旦角。“旦”即剧中的女性角色，所谓“男旦”，即男性演员在剧中扮演女性角色。尽管梅兰芳无疑是京剧历史上最杰出的男旦，但其艺术本身毕竟是一种“非正常”，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畸形。对于这种畸形艺术，无论是以历史的眼光还是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它都应该只是一种非主流的存在，甚至是畸形的存在，可是为什么在清末民初竟能如此地发扬光大呢？其实这又不能不回到那个畸形的社会现实中去找答案。
据说梅兰芳最初走红时，北平城里曾将人们对他的着迷谑称之“中梅毒”。诗人易顺鼎曾在其诗中写道：“此时观者台下百千万，我能知其心中十八九。男子皆欲娶兰芳以为妻，女子皆欲嫁兰芳以为妇。本来尤物能移人，何止寰中叹稀有。”将这个戏谑的称呼和易顺鼎的诗句结合起来看，就不难看出，当时的那些所谓的“风雅之士”，在梨园内外之所以大捧梅兰芳，艺术似乎都在次，大多都醉翁之意不在酒，一个个带色的眼光都落在其“颜色”二字上。对此种现象，1924年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曾讽刺道：“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外国没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此文历来都被人认为是鲁迅对于梅兰芳的讽刺，其实与其说鲁迅这里是讽刺梅兰芳的“男人扮女人”，还不如说是在讽刺那些看客——男人只看到“扮女人”，女人只看到“男人扮”——正是他们才使得这门“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发扬光大的。
的确，那时的梨园内外，正充斥着大批这样的看客，特别是男性看客，他们对旦角演员舞台上下的要求，是可想而知的：舞台之上，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亦属旦角的潘金莲们在戏里戏外的淫荡噱头，以满足他们同样淫荡的心理需要；舞台之下，他们希望旦角演员仍以“相公”的身份为他们斟酒陪笑，寻欢作乐，甚至与他们发生猥亵，其实质形同嫖妓。而嫖妓在当时是被明令禁止的，然而逛“相公堂子”却被默许，于是，“捧旦角”便成了当时一些无聊的所谓“风雅之士”最热衷的事情。
梅兰芳并不是那种天才型的演员，他的最初走红，毫无疑问，主要靠的是他甜美的嗓音、娇美的面容和优美的体态，也就是说，他初入梨园，走的是“青春偶像”的线路。他此路之所以能顺利上道，我们当然不能说得感谢当时那种畸形时代的变态审美风气，但是也毋庸讳言，如果不是适逢那种时代风气，那他的这条“青春偶像”的线路能不能顺利上道，以至走通，还真的很难说。
然而，在那种风气之下，那些被“捧”的旦角，一不小心便会沦为玩物，走上人生的歧途。所以当梅兰芳走红时，将他一手拉扯大的姑姑便一再谆谆告诫他：“咱们这一行，就是凭自己的能耐挣钱，一样可以成家立业……我们这一行的人成了角儿，钱来得太容易，就胡花乱用，糟蹋身体。等到渐渐衰落下去，难免挨冻挨饿……唱红了，以后短不了有人来约你，你可得自己有把握，别沾染上一套吃喝嫖赌的坏习气，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千万要记住我今天的几句话！”
梅兰芳最为难能可贵的，绝不是他作为一名演员的先天条件正好与时代审美风气相合，而在于他在这样一个污浊而畸形的时代中能出污泥而不染。
梅兰芳洁身自爱，生活简朴，即使成名之后，也从来不沾烟、酒、色。他幼年丧父，14岁时丧母，凄苦无助的孤儿生活和日趋没落的家境，虽使他养成了缺乏自信、小心谨慎的性情，然而，作为当红男旦，登上舞台，心中唯有艺术；走下舞台，每当面对“盛情”，他态度都始终斩钉截铁：“演戏可以，陪酒不行！”
但是，尽管如此，仍有一个事实无法改变，这就是作为男旦的梅兰芳，每在舞台上表演时，观众中仍然有“男子皆欲娶兰芳以为妻，女子皆欲嫁兰芳以为妇”的心理。当然这并不是梅兰芳的错，错的是那些只看到他“扮女人”的男人们和只看到“男人扮“的女人们。而鲁迅最深恶痛绝并加以讽刺也恰恰是这一点。
人品即艺品，艺品即艺格，正是因为梅兰芳始终坚守着这一份人品和艺品，他才不但拥有了齐如山这样的别人所绝无的“戏袋子”，甚至他连“钱袋子”也不缺乏，并最终获得了艺术的极大成功，进而赢得经济与人格的双重独立。
被时人称为梅兰芳“钱袋子”的人是冯耿光。
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岌岌可危时，冯耿光敏感地觉得北平已不是梅兰芳的久留之地。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对于时局有着准确把握，毕竟他的父亲是北洋政府曾经的总桶冯国璋，军政各界有着许多的关系。那么离开北平去哪里？冯耿光力主去上海。这也是他综合了政治、经济两方面因素，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因素，所作出的判断，此时的冯耿光本人毕竟身为中国银行的总裁，对于上海的经济状况和文化市场状况非常了解。
没想到，冯耿光的主张此时与齐如山发生了很大的分歧，齐如山认为梅兰芳为了艺术，还是应该留在北平，因为北平毕竟是京剧的大本营，上海这么一座近代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城市，不说它是文化沙漠，但至少文化土壤是贫瘠的，并不利于梅兰芳艺术的发展。
而这一次，梅兰芳站在了冯耿光一边，为此齐如山非常失望，给梅兰芳写下了上面提到的那最后一封信，并真的从此后两人再不曾见过面。
梅兰芳这次在“戏袋子”与“钱袋子”间抉择时，选择了“钱袋子”，这是事实，但后来的事实更证明，梅兰芳的此种选择并不是只为了钱。
冯耿光的确是梅兰芳演艺事业强大的幕后财团的领袖，更是最重要的策划人。
冯、梅两家可谓世交，关系极深，梅兰芳终生称冯耿光“六哥”。冯耿光一生活跃于政、经两界，人称“六爷”，他早年曾在袁氏凯政府任职，与民国各个时期的高层人物都非常熟悉；父亲冯国璋任总桶时，他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将介石当政，他是中国银行董事。
为了梅兰芳的演艺事业，冯耿光可谓“挥金如土”。为了梅兰芳的“打炮戏”《太真外传》的演出成功，冯耿光以1000元大洋为其购下孔雀翎褂子一袭，以作羽衣之用。1917年穆辰公写了本《伶史》，书中对梅兰芳多有贬损，书一出版，冯耿光竟出资将此书从市面上收购殆尽，并付之一炬，如此为了朋友的名誉而仅仅出于友情便凭私人力量实际禁了一书，既是美谈，也实罕见。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交流，冯耿光筹措费用十余万元，为之他竟然将老家田地也卖掉了。因此时人流传一说：“冯耿光的银行就是为梅兰芳开的。”除了无私提供赞助外，冯耿光与梅兰芳生活私谊也极深，1928年，梅兰芳娶孟小冬做“偏房”，他们的香巢就设在冯耿光的公馆内。
齐如山是一位很清高的只相信艺术的艺术家，他并不太深知中国的戏曲名角儿除了艺术之外，还得用银子堆出来。但是冯耿光知道呵！所以他力主梅兰芳移居上海，或许还有为梅兰芳的艺术寻找更大的市场，以期“以艺养艺”的因素在其中吧？
梅兰芳在此以前，已曾多次到上海演出，且每次都取得极大的成功，他在上海的名气一点儿也不比北京差，这为他的艺术在上海打开更大的市场提供了保证。当时的上海，不但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城市，而且是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尽管此前梅兰芳已有两次赴日演出的经历，但是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上海无疑又是离世界最近的一个码头。
这一切或许都是梅兰芳宁可离开齐如山而去上海的原因。
离开了北平，离开了齐如山的梅兰芳，当然失去了很多，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也收获了很多，甚至可以说，梅兰芳的人生和艺术，都是在离开北京后得到了涅槃、达到了巅峰。如果不离开北京，梅兰芳最后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梅兰芳，或许真很难说。
无庸讳言，移居上海后的梅兰芳，艺术上进展并不大，这不能不说离开了齐如山这个“戏袋子”是一个原因，但是更大的原因是他在那儿遇到了一个问题，且与哈默雷特当初曾遇到过的“活还是不活”的问题性质一样。
梅兰芳是一位为戏剧而生的演员，演更多更好的戏应该是他的天职，但是，来到上海不久，“演”还是“不演”，竟成了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
1934年3月1日，日笨扶持的傀儡政权“满州国”在东北成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粉墨登场出任“执政”，后又索性改称“皇帝”，年号“康德”。为此，日笨关东军派人来到上海，邀请梅兰芳到东北去参加“祝贺演出”。
演，无异于与侵略者为伍，与卖国者同流；不演，后果意味着什么，不难想象。梅兰芳毅然选择了“不演”，当然也选择了危险。
最后，来者终于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梅府三辈可是受过大清恩典的，你可曾忘了有‘天子亲呼胖巧玲’的诗句，而今大清复兴，你理应前去庆祝一番，况且这跟演一次堂会戏又有何区别？”
面对来者的气急败坏，一惯温文尔雅的梅兰芳义正词严地说：“此话错矣！清朝已亡多年，溥仪先生也早已成一普通百姓。他若以中国国民身份做寿演戏，我倒可以考虑。而他现受日笨人操纵，另立政府，与我国为敌，我怎么能去给他演戏而让天下人耻笑！”
“照你此言，大清对梅家的恩惠，就此一笔勾销了？”
“此言更差！”梅兰芳又反驳道，“即使从前宫中，我等艺人演戏，也是唱一场开一次戏份儿，纯属一买一卖，互相之间，谈不上谁对谁有甚恩惠。若说中堂尚书，或许可说受过皇恩宠惠，一般当差小使，多了去了，岂都算受恩领惠？而我等卖艺之人，可是连当差小使还不如，更何来恩惠二字？”
梅兰芳坚决的态度，最终让来人灰溜溜而去。
梅兰芳在“不演”的同时，当然也“演”戏，如《抗金兵》《生死恨》。这是他离开齐如山来到上海仅排演的两部新戏。之所以排演这两部新戏，毫无疑问，是为了借古喻今，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和抗战热情。尽管这两部戏在梅兰芳剧目中，艺术性并不算太高，但是思想性和演出的现实意义无疑是值得称道的。此时的梅兰芳，什么戏绝“不演”，什么戏一定要“演”，心里已十分清楚。
如果说，梅兰芳在拒赴东北演出时，他身在的上海毕竟还没完全在日笨人手中，拒演的危险还相对较小，可是随着“八·一三”事变的爆发和上海的沦陷，“演”还是“不演”？问题摆在梅兰芳的面前则更为严峻了。
在日笨人占领的沦陷地继续演出，无异于与侵略者合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敌人粉饰太平。如果停止演出，又如何去对付找上门来的种种威胁、利诱；另外，作为职业演员，拒绝登台演出，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一大家人的生活开支如何解决？
此时的梅兰芳顾不了那么多，他毅然选择了息演！
他在于德道8号租了一套公寓留居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梅兰芳都不肯在上海买房，他相信自己很快就会回到北京。然而，抗战形势大大出乎梅兰芳的意料，他不得不在上海作长期住下的准备。尽管梅兰芳很少登台，但好在生活方面有冯耿光等朋友接济和帮助，似乎并无大碍；其间还于1935年2月到4月赴苏连访问演出，并与戏剧大师斯坦尼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会面；后又转赴波拦、德帼、法帼、比力时、意达利、英帼等国进行戏剧考察。
眼看着上海形势一日不如一日，1938年初，梅兰芳携家眷和剧团演职员赴香岗演出，并随之留居香岗。
然而，日寇的铁蹄似乎追着他跑一般。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不久香岗也沦陷了。
留居香岗的梅兰芳，“演”与“不演”又成了问题。梅兰芳又一次选择了“不演”，并且蓄上了胡子以明志。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天上午，一个陌生的日笨人闯进了梅兰芳的家，声称是九龙日军死令酒井先生派来“请”梅兰芳的，最后盛气凌人地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此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梅兰芳，大义凛然地说：“我现在就有时间！”说着，自取衣帽，毫无惧色地向门口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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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13 22: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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