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哌帽子，单位作了如下鉴定意见：
“（汪）有决心放弃反冻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单位谠组织建议摘帽，并分配到政治力量坚强的部门做适当工作。北京的原单位没有接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的无奈情况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
现年八十岁、刚做完胃癌手术的杨毓珉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来。跟团里一说，谠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写过《河伯娶妇》、《洛阳宫》，后来“文阁”时有人认为《洛阳宫》影射人民大会堂的建设而差点把他整死。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应下来，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1999年6月19日口述）
孙房山曾当过延安评剧院协理员，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喜欢写历史剧。他看过汪曾祺50年代创作的剧本《范进中举》，欣赏汪的才华。50年代初汪曾祺做过《说说唱唱》编辑，写过一些研究民间文学的文章，在北京的文化圈子中颇有名气。因此作为北京市人事局长，孙房山一出面，原以为有难度的调动工作就顺利地解决了。
袁韵宜当年在戏曲指导委员会剧目组工作，曾把《范进中举》推荐给副市长王昆仑，王觉得不错。但剧团认为戏冷，不热闹，不叫座。奚啸伯有文化，让好友欧阳中石动笔调整。袁韵宜回忆说：“汪曾祺的本子有基础，善于刻画人物，但故事性不强，没有太多冲突。演出后在奚派中算一个保留剧，但很难推广。”（1998年6月26日口述）
汪曾祺会写戏，爱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在北京文艺圈内已小有影响，不少人认可他文字上的功力。
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说，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都关心过汪曾祺调动之事。
1963年汪曾祺开始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清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当时担任北京京剧团副团长的萧甲讲述道：
为了赶1964年现代戏汇演，团里迅速充实创作力量。改《芦荡火种》第一稿时，汪曾祺、杨毓珉和我住在颐和园里，记得当时已结冰，游人很少，我们伙食吃得不错。许多环境描写、生活描写是从沪剧来的，改动不小，但相当粗糙。江清看了以后，让她的警卫参谋打电话来不让再演。彭真、李琪、赵鼎新等北京市领导认为不妨演几场，在报上做了广告，但最后还得听江清的。这出戏在艺术上无可非议，就是因为赶任务，以精品来要求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又到了文化局广渠门招待所，薛恩厚工资高，老请我们吃涮羊肉。这次剧本改出来效果不错，大家出主意，分头写，最后由汪曾祺统稿。曾祺随和、认真，写东西苦熬，是强烈的脑力劳动，我们之间能说通，互相理解，没有太多不同意见。沪剧本有两个茶馆戏，我们添了一场，变成三个茶馆戏，后来被江清否定了。
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年轻人请教，他就谈怎么借鉴、化用，怎么取其意境。
当时他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剧中胡司令有一句唱词特别长，周和桐唱砸了，观众哄笑。周和桐情绪不好，找我说：“团长，我怎么唱？”我说：“改一改吧。”结果改成十个字。曾祺不太同意，但后来还是改了。
江清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干吗的？”她对作者到了哪一层不在意，是什么分子也不看重，谁有才气就敢用谁，见了有才的人很客气。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江清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赵燕侠发牢骚：“练了半天不用了，练了干吗？”而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在阶及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分。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他没有去依附江清。
他根本不聊政治，不敢说江清意见好坏。对政治既不是老练，也不是圆滑。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跟人打得火热，交往时义气不浓。
戏剧团体有时没有政治头脑，乱起来很没水平。他受过冲击，多少次审他。我们这个社会再不容忍他，就没什么道理了。
（1998年6月22日口述）
据汪曾祺1978年4月20日所写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剧本期间，江清曾问汪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岁数。《沙家浜》定稿时，江清坐下来就问：“汪曾祺同志，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汪说：“没有。”江清“嗯”了一声说：“哦，没有。”江清没有细说什么意见，但她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她曾与萧甲说过：“汪曾祺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直到1968年冬天，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传达江清指示时，还有这么一条：“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
杨毓珉说：“江清曾调汪的档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汪曾祺心里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历史问题，1958年打成右哌。萧甲也表示：“江清说过‘控制使用’这句话，在领导范围内说过，积极分子都知道，‘文阁’中全抖了出来。‘文阁’前去香岗演出，团内有防备谁、警惕谁的内部措施，也被说了出去。”
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梁清廉回忆道：
江清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诉汪的，他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他出了这么多汗，自己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
他觉得江清这个女人不寻常，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那几年他战战兢兢，不能犯错误，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1998年7月6日口述）
杨毓珉认为：“汪当时确实不能再犯错误，因为谁也不知江清的控制分寸。”就在那段期间，江清改组了北京京剧团，把它变成了样板团，砍掉了北昆、实验剧团等单位。江清认为马连良、张君秋演不了现代戏，彭真就说，你不要，我要。彭真特地指示，把马、张放到京剧二团。
汪曾祺他们看得很明白，改编《芦荡火种》时彭真下令把上海沪剧团调北京演出，让北京京剧团观摩学习。北京市委同时决定，也要把歌剧《洪湖赤卫队》改编成京剧，而江清执意要参与该剧修改。北京京剧团老编剧袁韵宜告诉笔者：“江清往里挤，彭真也不愿撒手。高层矛盾集中到京剧团，汪曾祺他们夹在中间有时就显得为难。”
据说，彭真坐车本想到北京京剧团指导演出，看到剧场门口停着江清的小车，就只能让司机开车掉头回去。
汪曾祺之子汪朗对当时的排戏情景尚有印象：
父亲说过，江清曾拿了两个戏来，一是《芦荡火种》，一是《阁命自有后来人》，想让赵燕侠演一个。赵燕侠认为《红灯记》中李铁梅才十几岁，演起来不合适，她看中了《芦荡火种》。
我曾和父亲到政协礼堂看了来京演出的沪剧《地下联络员》，乱七八糟，尤其是假结婚一场特别闹，艺术上没法跟后来的比。
后来就排了这出戏，突出赵燕侠的阿庆嫂形象。彭真抓得比江清多，《北京日报》发了几篇社论。那次我去看了，似乎已经成形。彭真与江清弄得很僵，彭一看江清在，扭头就走。父亲有所察觉，非常无奈。
他们在颐和园、护国寺梅兰芳住宅改剧本时，我去送过换洗衣服。
（1998年6月25日口述）
江清以“种植试验田”名义，逐步把北京市委的领导权排除开了。江清对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说：“以后剧团的创作，你只要知道一下情况就行了，不要干涉。”而张春乔对李琪说：“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听她调，她要谁给谁。”涉及高层人事矛盾，汪曾祺自然回避不及，处事更加谨慎，始终有提防之心。不料彭真很快倒台，江清在文艺领域的领导权威无人敢于藐视。
“百家争鸣，一家作主”的说法就是在这时传出来的。
熟知北京京剧界情况的杨毓珉告诉笔者：“‘文阁’初期，剧团有人斗当权派，斗主要演员赵燕侠、马长礼、谭元寿等人。江清就把这几个斗人的人打成‘反阁命’，关了十年。公安局不知怎么处理，没有江清的命令不敢放。这样一处理，样板团都得听江清的旨意。”“江清对汪曾祺是防范的。”当时与汪同在创作组的阎肃回忆道，“为了改编《红岩》，江清告我：‘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我说:‘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哌。’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老忘不了他是一个右哌。”（1998年7月7日口述）
有一回，汪曾祺伤感地对剧团谠委书记薛恩厚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样，她不信任我。”汪后来曾形容，江清稍发脾气，薛恩厚就汗出如浆，辗转反侧。1965年5月，江清在上海反而这样说薛：“老薛，怕什么！回家种地也是阁命。”
有一天，江清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查剧目，她突然对薛恩厚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薛说：“那您给我改一个。”江清让在场的康生改改，康生说：“唔，你得天独厚，叫个‘薛天厚’吧。”江清说：“更封建了，你过去厚古薄今，今后要厚今薄古，叫‘薛今厚’吧。”
私下里薛恩厚对汪曾祺说：“我五十几岁的人了，要你给我改名字。”他表示，他并未在户口本上去改名字。
《沙家浜》剧中“八千里风吹不倒，九万个雷霆也难轰”是薛恩厚写的，但是后来编剧中取消他的名字。原来是有一天江清碰到他说：“你把谠委工作做好了，不要再去创作。”薛吓得赶紧不署名，提心吊胆地看江清的脸色行事。
江清曾说，《红灯记》剧组的阿甲损害了她的健康，《沙家浜》里又有人顶牛，也损害了她的健康。薛恩厚得知后，在检查中非常内疚地说：“一听说损害了江清同志的健康，我就什么罪名都愿意承认了。”
汪曾祺后来回忆，薛恩厚事后不止一次谈过这些事。
江清对汪曾祺的写作才能印象颇深：
对《沙家浜》的定稿，江清满意。在讨论第二场时，姚文元提出：“江清××为了这场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清叫我想两句，我当场就想了两句，她当时表示很赞赏。（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历经几年“文阁”风雨,1972年4月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草原烽火》时，还是江清一锤定音：“写词也有人，叫汪曾祺写。”可见江清对汪曾祺手中那支笔的看重程度。正因为如此，汪曾祺在“文阁”中很快就从“牛棚”解放出来，重新参加样板戏创作组。
1968年4月17日前几天，在宣内院内,军代表李英儒见了我，问我最近在干什么呢，我说正写检查呢。他说：“写什么检查？你学习学习毛选吧。”
17日的早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后院会议室去谈话，对我说：“准备解放你，但是你那个《小翠》（我和薛合写的一个《聊斋》剧本）还是一个反谠反社会主亦的毒草。”我说：“那你解放我干什么？”李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很不易驯服的人……你去准备一下，做一个检查。”
快到中午的时候，李英儒又找我，说：“不要检查了，你上去表一个态。”等群众到了礼堂，他又说：“只要三分钟。”我当时很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大概说了这样几句：“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清××还允许我在阁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表态之后，就发给我一张票，让我当晚看《山城旭日》，不一会儿又将原票收回，换了一张请柬。又过了一些时，李英儒找我，说让我和阎肃坐在江清旁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又说：“陪江清××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摘自1978年5月13日汪曾祺《关于我的“解放”和上天鞍门》）
汪曾祺形容自己当时如在梦中，心情很激动。江清来看戏时并没有问到“解放”之事，幕间休息，她对汪曾祺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
后来，汪曾祺谈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她‘解放’了我，我当时是很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清，最初只是觉得她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是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摘自1977年5月6日汪曾祺《我和江清、于会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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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9 21: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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