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并蒂花开在沙场｜从军入朝（1952—1954）
一、“上海小姐”
1952年，北京总政治部计划模仿苏联体制，把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剧种集中在一起，成立“中国大剧院”，在原有的歌剧队和舞剧队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京剧队、一个评剧队和一个越剧队。那年6月，总政派文工团副团长史行、剧作家黄宗江和总政歌舞团的兰茜三人，南下上海寻找一个合适的越剧团，条件是成员年轻、政治上单纯、业务好。史行等人在上海文化局戏改处了解情况后，经过一些初步接触，最后把目标锁定在玉兰剧团上。
史行和黄宗江找我和徐玉兰大姐谈，他们说，总政要成立大剧院，将来还会建造自己的剧场，你们越剧团也能经常回上海演出。我和玉兰大姐本来就对解放军抱有好感，当即拍板同意。我们在团里公布了这个消息，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大部分人表示愿意去，也有人担心过不惯部队生活，但她们表示：“如果你们两个去，我们也去。”我和玉兰说，参军的事不勉强的，完全出于自愿，大家先冷静冷静，不忙表态，考虑清楚了再决定。
当天夜戏散场后，史行、黄宗江和兰茜三人来到卡尔登剧场，我们召集全团开了动员大会，决定参军名单。讨论结果是：主要演员都去，乐队除了年老体弱的，其他基本都去，编导组和舞美组去了一部分，杂务和行政人员全部留下；变卖剧团的物资，作为留守人员的安置费；团里的二十几个小演员包括学员，因为名额有限，只能去十个。我们当即通过现场考核的方法决定去留，通过考试的十个孩子兴高采烈，没通过的还哭了鼻子，有的人散会后拉着史行求情，表示一定要去。
那个初夏的夜晚，外面大雨瓢泼，部分观众看完戏一时不能回家，逗留在剧场里，听见后台议论得热闹，就跑到台侧来听。等我们散会出来，那些观众上前拉住我们，七嘴八舌地说：“参军的事你们一定要想清楚，部队生活很艰苦，你们怎么能习惯？”“去了北京，就看不到你们的戏了，我们不舍得啊！”从内心来讲，我们又何尝舍得，上海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和亲切，剧团卖座红火蒸蒸日上——《玉面狼》连演一百五十场，《巾帼英雄》一百四十场，《鸳鸯剑》一百二十二场，现代戏《明天更美丽》也演了一百四十六场——剧团成员都收入丰厚，一旦离开就意味着要放弃一切，从头开始。但此刻，我和玉兰大姐只能安慰她们说，去了部队还是能常回上海演出，大家见面的机会很多。
既然决心已下，我们便开始着手准备。剧场第二天贴出停演公告，下一个戏《西厢记》三个月的票已经订满，安排全额退票。正当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没想到“后院”起了火，我和玉兰大姐都遇到了来自家人的阻力。先是玉兰大姐的母亲和过房娘坚决反对我们参军，我的父亲原本就不同意我去，听见玉兰家里反对，更起劲了。他说：“女孩子家参什么军？一跑还跑那么远，部队是要打仗的，随时有危险，万一回不来怎么办？”我耐心地解释，我们是文工团，还是一样演戏，每年也能回上海演出，再说北京也没有多远，如果不好，还能再回来。父亲见我态度坚决，知道劝不住，也就不吭声了。
好容易做通了我父亲的工作，又听说玉兰大姐被软禁在家里，联系不上我们，急得病倒了。我们几个佯装探病，商定全团7月25日坐火车先去,我、玉兰和她的过房娘28日抵京。此时她过房娘的思想已基本做通，只是有点不放心，要一起跟过去看看。其实，我们自己心里也有点没底，到了北京到了部队，能不能习惯？对于家人的顾虑，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考虑过，临走前大家还商量了“退路”：多带些钱，如果部队不好，有了路费随时能回来。
到了北京没几天，就赶上“八一”建军节，在先农坛举行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排练时，我和玉兰大姐发现别人都穿着统一的军装，只有我们的团员穿着自己的衣服，走在队伍里显得特别“扎眼”。我们刚到部队，还不算正式军人，穿军装不合适，临时做服装又来不及，大家一商量，决定统一穿白衬衫蓝裤子，女同志头上戴一个蝴蝶结。开幕式那天，我和玉兰大姐在观礼台上，第一次看见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等，特别兴奋。当我们的“蓝白军”走过主席台时，首长们发出一阵议论声，纷纷打听：“咦，这是什么部队啊？”有人介绍说，这是刚从上海来参加总政的越剧团小妹妹，首长们笑着说：“哦，原来是一支‘上海小姐'的队伍啊。”从此，我们这个“上海小姐”的外号就传开了。
刚到北京的时候，考虑到我们刚参军，一时不能适应部队生活，总政特意租下了一座小旅馆供我们单住，并调来宁波籍干部胡野檎担任越剧队队长，语言上便于和我们沟通。总政还为我们配备了文化和音乐教员，上午出操，下午学音乐学文化。记得第一堂音乐课是学习简谱，老师写出“5（唆）”，问我们是什么音符，有一位同志忙举手答道：“我知道，是五！”引来哄堂大笑。
1952年，总政时期演出《梁祝·十八相送》，徐玉兰饰梁山伯
大家都是年轻人，很快就融入了新生活，不但适应了部队的作息规律，学会了看简谱，还学会了跳交谊舞。对于跳舞，我们一开始十分抵触，觉得演戏就演戏，干吗要学跳舞呢？胡野檎队长耐心做我们工作，说总政各文工团之间经常交流联欢，或是接待外宾，交谊舞是一种社交礼仪，我们学跳舞时，他还亲自打鼓为我们找节奏。总政的兄弟剧团也特别照顾我们，院子里的枣子熟了，打下的第一篮枣子先拿来给我们尝鲜。每逢开会或是看演出，总是让出最好的位子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艺术有多出色，或者有什么了不起的资历，而是包含了部队这个大家庭对我们的包容和照顾。
进总政后不久，我们开始排演带去的两台大戏《梁祝》和《西厢记》，演出后总体反响不错，大家也提了一些意见。剧作家宋之的先生觉得《西厢记》原来的剧本不太理想，经他修改后，由总政文工团团长陈其通负责重排。陈团长是四川人，从小参加革命，为人直爽，管我们这些文艺兵叫“小鬼”，每次看完演出，总会招呼我们：“小鬼们，走，消夜去！”于是大家一路谈戏聊天，有说有笑。听我们说上海话，他也跟着说，突然冒出一句“阿拉白相起”，我们笑他上海话说得像外国话。
他很爱讲自己年轻时的故事，比如他怎么参加革命，和妻子怎么相识相恋，说到他参加革命后，有一次回家探亲，临走时妻子拉着马缰绳不让他走，连说带比划，非常生动。我们当时听了都觉得有趣，可是没想到排练《西厢记》“长亭分别”一场时，他要求我们也来个“如法炮制”，让莺莺上前拉住张生的马鞭，张生欲走，莺莺不放，两人牵着马鞭走几个圆场。我和玉兰大姐都觉得这样处理不妥，可是陈其通坚持要这么演。
在部队排戏，演员要绝对服从导演，就像士兵服从命令一样。记得我们刚到总政时看歌剧团排练，今天谁要是没唱好，导演就会指着他说：“你，下来！某某某上！”被点名的那个人没有第二句话，马上下来换别人上，哪怕你是主角，说换就得换。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我们还是很不习惯这样的做法，觉得艺术要讲民主，不能跟下行政命令似的简单粗暴。在排《梁祝》“英台哭灵”时，我们便和陈其通发生过争执，他要求我按照川剧的路子演，站到凳子上扑向山伯的灵位号啕痛哭，边说边亲自上阵示范，要我照着做。我认为这个风格不符合越剧的传统，玉兰也帮着我说，但陈其通一定要照着他说的演，迫于“军规”，我们最后是“服从”了，心里却疙疙瘩瘩的。
1952年随玉兰剧团北上参军，在总政排演《西厢记》，饰崔莺莺
这次排《西厢记》又遇到类似的问题，我和玉兰心里都憋了股气，牵着马鞭的几个圆场，总也走不好，不是她觉得这里不顺，就是我觉得那样别扭。僵持了很久，陈其通不耐烦了，剧本往桌子上一扔，大声地说：“你们搞什么？不排了！”我们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见他这样，哪里还忍得住，也把剧本往地上一扔：“不排就不排！”说完扭头就走，回到宿舍，我和玉兰越想越觉得委屈，忍不住掉下泪来。那些小演员见我们哭，她们也跟着哭开了，边哭边说，我们千里迢迢来北京参军，够要求进步了，居然这么对待我们，还不如回上海算了。
那一晚，我们都没有睡好，起床时大家的眼睛都还红红的，人也没有精神。碰巧那天招待首长演出《梁祝》，我们在后台化妆，陈其通进来见大家都拉长了脸不理他，自觉没趣，悻悻地拿起一支眉笔在四九的头套上画了几笔。后来总政文化部陈沂部长进来，觉出气氛不对，把陈其通拉出去问话，知道原委后，把陈其通批评了一顿。第二天一大早，陈其通来敲我们宿舍的门，见我们还是怏怏的，说：“你们还在生气呐？为了这个事情，我挨了陈部长的批评，胃痛病又犯了，一晚上没睡着。今天上午川剧团演《柳荫记》（即《梁祝》），走，我陪你们看戏去，你们也看看川剧的好，看完戏我请你们吃饭。”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倒心软了，嘴上却不言语，默默地穿上外套，跟他一起看戏去了。看完川剧《柳荫记》，我们觉得有不少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川剧的风格与越剧相去甚远，生搬硬套不行，一定要化为己用。一路上跟陈其通交流了观感，不知不觉中就算讲和了。
1953年春节前夕，我们开始了参军后第一次南下演出，先到松江慰问换防的志愿军战士，接着去舟山慰问解放军，最后一站在上海演出。原计划过完年再回北京，这意味着我们能和分别大半年的家人过上一个团圆年，内心的兴奋和期盼可想而知。不料就在小年夜那天，总政突然来电，召我们速回北京，另有重要演出任务。我们连夜乘坐部队的小军舰，裹着军大衣胡乱睡了一晚，大年三十当晚赶回北京，才知道新任务是去旅顺大连慰问苏军。当时苏联红军即将回国，总政文化部组织了包括越剧队在内的几个文艺团体前往慰问欢送，由周总理和萧华主任亲自带队。
我们赶紧连夜着手准备，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化妆组一大早便去采办演出用的花粉头饰，等一切齐备后已是深夜，错过了夜班车，只得露宿街头，第二天回到团里也毫无怨言。要是在以前，大家不能回家过年，一定是牢骚满腹，经历了半年多的部队生活，我们的观念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心里不再只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了。
正月初五，我们和周总理等领导同乘专列出发。周总理一见面就笑着说:“哦,‘上海小姐'们来了。”一路上，总理还充当起了“临时导游”，为第一次来到关外的我们介绍风土人情和历史掌故，总理惊人的记忆力和令人如坐春风的亲和力，在此后十几年的多次接触中，都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大连演出的地点就在海边，苏军驻地的房子有落地大玻璃窗，我们看见妇女在商店买东西，商品陈列在开放式货架上，买什么都是自己取，第一次看见这种购物方式，大家觉得挺新奇的。早就听说大连盛产海鲜，我和玉兰不免有点心动，一天正好没有演出任务，我们要了部队的车去欣赏海景，顺便大快朵颐，回来时还给团里的姐妹们带了一大包海鲜。没想到我们兴致勃勃地前脚刚进门，团里的老大姐后脚就开起了批判会，说你们两个太自由散漫了，怎么可以要了部队的车出去玩。我和玉兰大姐对视一眼，心想，虽然是私自去玩了，这不还是给你们带了好吃的嘛。虽说有点好心没好报的委屈，可是仔细一想，人家批评的句句在理，觉悟是比我们高，不服不行。
大连当时有不少进口的东西卖，比如漂亮的睡衣、化妆品，还有很多新巧的小玩意，我们每到一处，看见什么都想买，在火车站列队集合时，团长见我们每人手里提着两只大包裹，好气又好笑，说：“你们自己看看，这哪里还像是一支队伍，简直成了跑单帮的了！”我们互相看看各自的狼狈样，确实有点不太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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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7 22: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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