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在《信陵公子》中饰如姬
三、改戏改制
解放后不久，戏曲改革的大幕渐渐拉开，改戏改人改制。玉兰剧团是第一批实行姐妹班的剧团之一。一开始，虽然废除了老板制，但剧团结构还是沿用原来的，人事臃肿开支庞大，主要演员和普通演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演出需要卖座八成才能保本。1950年9月，玉兰剧团由明星大戏院转入卡尔登剧场（后来的长江剧场）演出，进一步改制，辞退一批闲杂人员，完成了“民主评薪”。经过精简后，只需卖座七成就够本了。如此轻装上阵，剧团的票房又好，日夜两场，基本场场客满，全团上下精神振奋，面貌焕然一新。
在“卡尔登”的打炮戏是《鸳鸯剑》，连演连满了一个月，全团发红蛋庆祝；演满两个月时，还印了一套瓷碗作为纪念。演员的基本工资以戏票为底数，卖座好收入就多，那时我们常常能拿到“双薪”甚至“三薪”。姐妹们手头宽裕之后就纷纷“顶”房子（注：“顶”是“典”的俗称。就是使用方给业主方一定量的钱或者硬通货，数目略小于房屋时价，钱的利息作为租金。若干年后，房主归还钱或者硬通货收回房屋，如超过期限后则不可赎回,叫做典死，房主就失去房子所有权)，买家具，置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我也在静安区泰兴路一带“顶”下了两间新式里弄房子，正打算把父母弟妹都接过来，实现一家团聚的梦想，不料这时家乡却出现了一点意外。
解放前夕，地主们听到风声，了解到解放区的一些土地政策，纷纷把手中的田地低价抛出。我接到母亲的来信说，现在家乡田很便宜，我们是不是也买一点。于是我就把积攒的几两金子加上手头一些纸币寄了回去，在家乡买了六亩半地。没想到土改时，家里来信说，我家要被划成地主了，我听了一下子懵了，怎么也想不通。一天演完日戏，我在后台休息，徐慧琴拖我出去散心，遇见管土改工作的邢指导，大家聊起来，他问我：“你家里最近怎么样？”我说：“唉，说起这事来我就心烦，我们家才买了六亩半地，就变成地主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愁死人了！”邢指导说：“六亩半地怎么能算地主呢？不可能吧，我去帮你了解了解。”这时家乡的形势已经十分紧张，村里人对我们开始冷眼相看，有些亲友都不敢再跟我家来往。邢指导去了之后，向当地工作组说明，这六亩半田是我劳动所得买的，且不满三年，按政策不应划为地主，最后定了个“小土地出租”。经历那次风波后，我决定马上把父母接来，一家人从此在上海定居。
改戏改人改制后，要求各剧团演出剧目必须积极配合政治形势。1950年12月18日，玉兰剧团上演了《信陵公子》，剧本以郭沫若的话剧《虎符》为蓝本，配合宣传抗美援朝，表现了邻国之间“唇齿相依，存亡攸关”的主题。徐玉兰演信陵公子，我演如姬，徐慧琴饰魏王，陈兰芳饰平原君夫人，周宝奎饰太妃，筱桂芳饰晋鄙，贾灵凤饰须贾，钱妙花饰侯嬴。演出后受到评论界和观众的好评，连演连满一百三十八天共二百五十六场，创造越剧剧目连续上演日最长纪录。由于演出周期长，台上出汗多，加上舞台灯光的强烈照射，我们的戏服都变了色，前后共换了三次。同时上演的还有周信芳先生的《信陵君》，有的观众看了戏后提出疑问，为何越剧的信陵公子是小生扮相，到京剧里却成了老生？其实这是由剧种特色和观众的欣赏习惯所决定的，越剧以小生花旦为主，京剧以老生为主。虽然都是配合时事的题材，但在演出时也可以做到风格各异，雅俗共赏，寓教于乐。
我扮演的如姬在“窃符”一场中，需要安排一系列表现窃符过程的身段，我借鉴了老戏《叶香盗印》中的表演，但叶香的身份是丫鬟，穿袄裤，没有水袖，行动起来比较灵活，而如姬则是宽袖长裙的宫装打扮，身段上不能全盘照搬，我根据剧情和人物需要，设计了一些水袖舞蹈动作。在那场戏中，如姬设下酒宴灌醉魏王，魏王临睡前将虎符放在枕头下，如姬小心翼翼地靠近卧榻，魏王时而翻身、说梦话或发出叹息声，如姬唯恐魏王醒来，连忙后退，等魏王气息平稳后复又前行。这个过程中我用了多种水袖动作和“卧鱼”等身段技巧，表现如姬的机警与敏捷。取得虎符后，为了不惊醒魏王，我用了跪步等动作离开。这一系列的动作和身段，都是为了表现如姬窃符时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演出效果很好。
1951年参加越剧界联合义演，临时顶角，在《杏花村》中饰陈氏，徐天红饰王老汉，傅全香饰王素莲
1951年，越剧界决定组织联合义演，捐献一架“越剧号”战斗机，剧目有《杏花村》、《梁祝哀史》等。《杏花村》是一出新编历史剧，写的是宋朝抗击金兵入侵的故事。玉兰剧团早已定下北上巡回演出，因为时间冲突，原本我和玉兰大姐在《杏花村》里只演五天，扮演两个群众角色。后来经过再三考虑，我们取消了北上计划，准备参加全部义演。8月7日，玉兰剧团结束了古装反特剧《玉面狼》在杭州的演出，回到上海准备参加第二天《杏花村》全剧彩排。谁知8日下午，袁雪芬在排戏时肺病复发吐血，陈氏一角临时决定由我顶替，当时离彩排只剩下几个小时，距离10日正式演出也只有两天。“救场如救火”，我拿着剧本强记台词，边看边排，先把主要场次走一遍，有的场次根本来不及排，导演只能简单说一下，到了台上靠临场发挥。首演那天，我还抓紧利用演出前的最后一点空隙，把剧本放在镜子前，一边背一边化妆。好在同台的姐妹都是舞台经验非常丰富的演员，大家都十分关照我，随时帮助我，总算是顺利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
1950年《巾帼英雄》中饰梁红玉
参加义演后不久，徐玉兰大姐因身体原因去青岛疗养，这段时期我必须独自撑起玉兰剧团。这也是我第一次从剧团负责人的角度，全盘考虑演出计划、角色安排、票房收入等，事事亲力亲为。考虑到头肩小生空缺，在剧目选择上，戏份只能大幅度向旦角倾斜。首先我们上演的是《巾帼英雄》，我演梁红玉，筱桂芳演韩世忠，“金山战鼓”一场中的“击鼓”表演，我还专门请了师傅来教。那时演出密集，不可能有大块时间排新戏，我们都是趁着日夜场间隙，一段一段排练，有时候夜戏演完继续排，直至凌晨一二点，第二天早上起来再接着排。每逢新戏彩排，一般都要整个通宵。
1951年《白毛女》剧照
接着我们又排演了《白毛女》，我演喜儿，钱妙花饰杨白劳，徐慧琴饰大春，筱桂芳饰穆仁智。决定排这个戏时，我还是颇有些顾虑的，那时正逢“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各家剧团纷纷上演现代戏，但生意都不太好，“白毛女”的故事大家都熟悉，还拍了电影，观众没有新鲜感，会卖座吗？没想到演出后，票房居然很好，基本上场场客满，观众的反应也十分强烈，每次演到杨白劳喝卤水自杀时，台下总是不时传来抽泣声。
因为一时没有短发头套，筱桂芳扮演穆仁智时，就把长发盘起来，用发夹固定，再戴一顶瓜皮帽。一天，演到最后一场“公审”时，台下一名解放军战士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穆仁智，把帽子脱了，脱了！再不脱就枪毙你！”原来，那时候坏人被斗是不能戴帽子的，但我们疏忽了这一点。筱桂芳吓坏了，回到后台就哭了起来。我安慰她说，那位战士肯定是太入戏了，这也说明你演得像嘛。筱桂芳哭着说：“解放军手里有枪，万一真的开枪了怎么办？我再也不演这个角色了。”说归说，第二天她照常参加演出，还剪去了自己的长发。这件事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演出效果，说明这个戏是有群众基础的，同时也提醒我们，演戏必须深入生活，不能闭门造车。
1951年《白毛女》剧照。钱妙花饰杨白劳
五个月后，徐玉兰大姐休假归来，团里给她保留了全额工资，我们又恢复了合作演出，上演了现代戏《明天更美丽》。1952年3月到4月，为配合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上海越剧界集体创作了现代剧《千军万马》，反映的是抗美援朝期间，不法资本家以假药和劣质医疗器械卖给志愿军，通过“三反五反”运动，迫使他们坦白认罪的故事。这出戏当时在三十六家越剧团一起上演，刚开始票房还不错，演到后来观众越来越少，有评论说“台上千军万马，台下单枪匹马”。戏本身比较粗糙，结构松散，人物塑造苍白无力，还让这么多观众天天看一个戏，怎会不单调生厌？《千军万马》最终落得个“万马齐喑”，由此可见，艺术不能一味跟着政治形势走，还是要按照观众需要和市场规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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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6 21: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