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东王杨秀清》中饰洪宣娇
从我1947年进“少壮”到解放前在“玉兰”的这段时期，也正是越剧的一个“黄金时期”。越剧真正进入上海主流文化行列，演出场所越来越多，一些原来不演越剧的剧场如兰心、大上海、共舞台等，都开始有了越剧演出。主流媒体也纷纷开辟越剧专栏，刊登演出评论。回想起越剧自第一批男班艺人进入上海滩，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这片土壤里生根开花，最终枝繁叶茂，这既是越剧艺人积极进取，主观努力的结果，也是一个适应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繁荣的局面背后，则是激烈的竞争，市场经济下的演艺界，犹如一片不见硝烟的战场，大家在各个方面比拼实力。如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的五大越剧团：芳华、东山、玉兰、云华、少壮，在演出上的竞争十分激烈，随时根据对方的剧目做出相应调整，比如今天你演古装戏，我就演时装戏，你演清装戏，我就演汉宫戏，力求新颖别致，以争取更多的观众。
回想当时的玉兰剧团，之所以能在竞争中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势头，票房居高不下，首先是剧团核心成员包括演出策划等，具有鲜明的市场意识和良好的市场嗅觉。对于每天来看戏的观众，只有保持剧目的丰富多样才有吸引力。编导善于为演员“量身写戏”，选择题材时，他们考虑的不仅是剧情，还有演员的特长、时事的呼应以及观众的喜好等因素。比如在《风尘双侠》中我演红娘子，这出戏是专门为配合上海解放编写的，“卖艺”一场中，编导特意为我增加了许多武打身段：舞双刀、耍枪、翻滚、走绳等。演出后效果很好，戏院中掌声不断，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戏开演之后，还不断有人陆续进场，站在一旁看到剧终。
1949年《风尘双侠》剧照，徐玉兰饰李信
此外，玉兰剧团拥有一个比较坚强而稳定的阵容。在这一点上，徐玉兰大姐的眼光和魄力起了很大作用，她在选择人员时，并不一味看重名气，而关键看是否适合剧团的需要，艺术观念是否合拍。这个阵容经过了市场检验和多年磨合，在共同创作中培养出高度的默契，并由此形成了我们剧团的演出风格。后来熟悉的编剧都知道，给我们团写戏需要什么样的节奏，甚至连剧本的字数要求都和其他剧团有所不同。我一直认为，一个剧团的独特艺术个性和风格，才是立足市场的根本所在。
……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我那时借住在成都路天宝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解放军进上海的前一天，外面枪声不断，房东金家伯伯的远房亲戚来做客，为了安全，晚上就没有回去。整幢房子里的人都围坐在客堂间里，神色紧张地听着窗外的动静，金家姆妈手里捧着一只首饰箱来回走动。枪声越来越近，到了后半夜，弄堂里也有了零星枪声，一直到天快亮时才停。那一晚，大家都一夜无眠。
金家伯伯说：“天快亮了，大家去睡一会吧！”可是谁也睡不着，心里七上八下，好容易熬到十点左右，金家伯伯大着胆子出去看看情况，过了不久，他回来说：“我打开门，吓了一跳，弄堂里躺着好多解放军……”他连说带比划，大家听了都觉得很新鲜。“他们就这样靠在墙边上睡觉，也不来打扰我们，这样的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一晚上没吃东西，我们烧点热茶给他们送去吧。”我赶紧去烧开水，可是没多久，金家伯伯提着满满一壶开水又回来了：“他们不肯喝，说人民解放军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水一点都没喝还谢谢我，唉……”
1949年《三少爷》剧照
这一天后，上海又恢复了宁静，戏院继续演出,商店正常营业。“玉兰剧团”演至7月份歇夏，我们接到通知，军管会文艺处要举办第一届戏剧研究学习班，号召大家都去参加。学习班以越剧为主，分编导、表演两个系，当时分管戏曲的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主任伊兵担任学习班班主任。越剧界很多人都参加了，我也报了名，还特意去买了双跑鞋。可是那时社会上人心不稳，传言纷纷……当时大部分人对共产党、解放军都还不了解，处于半信半疑之中，我也有点动摇起来。
开学前夕，我路过设在常德路的学习班，就去看了一眼，陈鹏、范瑞娟等人已经在那里。当时正是午饭时间，没有饭桌也没有椅子，碗筷就直接放在地上，大家捧着饭碗蹲着吃，吃的是糙米饭、黄豆芽烧咸菜，据说还要睡地铺、洗冷水浴。我心里更是犹豫，这也太艰苦了吧。回到家，金家姆妈也劝我不要去，她帮我想了一个逃学的借口——装病。我从小就有一种类似偏头痛的病，发作时会从手指一直痛到头顶。于是我借口生病，住进了一家地处偏远的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休养，病居然真的好了，再也没有发过。住院期间，军管会非但没有来追问我逃学的事，反而派人来慰问我，要我安心养病。我既心虚又惭愧，只能含糊地应着。徐玉兰和团里的姐妹有时候也会来看望我，玉兰大姐还告诉我一些学习班里的情况，渐渐地消除了我的顾虑。学习班快结束的时候，徐玉兰邀请我参加她们的毕业公演，剧目是《小放牛》。我还和范瑞娟合演了《盘妻索妻》，和徐玉兰合演了《游庵认母》。
1950年在《武松与潘金莲》中饰潘金莲
到了1950年举办第二届学习班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还主动承认了去年装病逃学的事。在学习班里，我们第一次学了社会发展史，接触到类人猿这些知识，觉得十分新鲜。除了上课便是听报告，说过去演戏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现在我们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演戏是为人民服务。大家顿时觉得地位不一样了，有一种受重视的自豪感、使命感和光荣感。对于眼前这个新世界，我们从一无所知，到将信将疑，再到终于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文艺界人士，可能不少和我有着相似的感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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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6 21: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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