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到上海后拍的第一张照片
第二章
人海浮沉天涯行｜从艺学戏（1938—1942）
一、学徒生活
1938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们乘坐的船停靠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周围一片人声鼎沸:“上海到了！上海到了！”我匆忙拿了行李跟在姚水娟嫂嫂的身后。站在人头攒动的码头上，心里依然有一丝恍惚：这就是上海么？
出了码头，姚家嫂嫂叫了一辆黄包车：“去天津路香粉弄！”人力车奔走在大上海最繁华的街道“大马路”（即现在的南京路）上。四周商肆林立，车水马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我却无心观赏，想着即将面临的陌生环境，忐忑不安。没多久，黄包车在一幢叫做煤业大楼的建筑前停了下来，天香大戏院到了。
天香大戏院位于上海饭店东首的煤业大楼底层，门外墙上贴着一些大红海报，纸上写着许多名字，我一眼便看见最大的两个正是姚水娟和我的表姐竺素娥。当时表姐所在的越吟舞台除了她和姚水娟领衔外，还有商芳臣、邢竹琴、毛佩卿等名角，可谓阵容强大。
天香大戏院其实不大，大约四百多个座位，设施也很简单。舞台后面左侧是更衣室，右边搭出一个棚作为演员的化妆间。当时日戏刚散场，后台人来人往，只见化妆间门口竹椅上斜靠着一位身穿淡绿色丝绸晨衣的年轻女子，脸上还带着妆，看见我们，她起身叫了一声：“阿嫂！”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姚水娟。见她疑惑地望着我，姚家嫂嫂忙介绍说：“这是全芬的表妹。”姚水娟回身对里面的房间叫道：“全芬，侬表妹来了！”只听表姐应了一声，穿着深蓝色的丝绸晨衣走了出来，笑着招呼我：“彩娟，侬来啦。”
表姐安排我们先休息吃饭，演员们刚吃过，锅里的饭还是热的，下饭的菜只有黄豆芽烧咸菜，经过一路颠簸劳顿，我又累又饿，在上海的第一顿饭吃得很香。一会儿，演员们改妆准备上夜戏了，化妆间本来就不大，大家都在各自忙碌，唯有我一人手足无措，总觉得站在东面也不对，站在西边也碍事，整个房间似乎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幸亏表姐唤我过去，我站在她的身后看演员化妆。花旦们头上漂亮的珠花让我看得两眼发亮，心中暗想：“这里到底和家乡的草台班子大不相同。”
开场锣鼓响了，后台有扇小窗正对着舞台，我便站在那里看表姐她们演出。第一次在上海看戏，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演员们的服装特别鲜艳，连舞台上的灯光都显得特别明亮，不像我们村里演戏时，台上只点一盏“美孚灯”[插图]。当晚演出的剧目是传统戏《二度梅》，当我看到梅良玉因全家被陷害，化名逃脱卖身为奴，在陈府打扫花园时，想到自己只身来到上海学艺，不禁触景生情，黯然神伤。演到陈杏元塞外和亲，在重台和梅良玉生离死别时，又想起离家时与母亲弟妹分别的情景，忍不住落了泪。
夜戏演完，大家随便吃了点菜泡饭当夜宵，简单梳洗后准备睡觉。那时候没有宿舍，大家就睡在剧场里，剧场的坐椅是长排的木椅子，我们搬开椅子，把地上的瓜壳果皮打扫干净，铺上席子就当床铺了。表姐和姚水娟等主要演员，有自备的行军床。我躺在地上胡思乱想：“上海怎么会没有床睡的？”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或许是太累了，我也来不及多想，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几天后，我买了一对香烛，表姐在后台的唐明皇像前点燃（过去梨园行尊唐明皇为祖师爷），让我拜过唐明皇，便算是入了行。接着我向表姐行拜师礼，从此表姐就成了我的老师，她也是我唯一正式拜过师的老师。随后，表姐把我正式引见给戏班成员：“从今天起，我的表妹就在这里学戏了，请大家多多照应。”我胆怯地逐一叫了声某某大姐，就躲在表姐身后，大姐们客气地称赞了几句。从那一刻起，我就此安身立命吃上了这碗“戏饭”，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我的老师竺素娥经常说，文戏要武唱，只有把武功基础打扎实了，才能真正把戏演好。当时，剧团里有一位武功师傅教我们学员练习基本功，他叫“招全”，我们都叫他“招全师傅”。早年我老师随群英舞台在宁波演出的时候，就遇见了这位招全师傅，他原是京剧演员出身，戏路广，武功好，他进戏班后，我老师受其教益不少，《投军别窑》便是他教的，这出戏后来成为我老师的拿手剧目之一。
招全师傅训练我们学员十分严格，腰腿、台步、拿顶、搁腿、鹞子翻身、抢背、刀枪剑戟都要练。说起练功还有一件趣事，刚开始教虎跳的时候，我暗自高兴，心想：这个我会呀，以前在稻田里常练的，这下一定能“露一手”。我就一鼓作气翻了起来，招全师傅措手不及忙过来扶我，说：“你的虎跳怎么是反的呀？”我愣住了，还是只能跟着师傅老老实实从头学起。要从错误的动作纠正过来，还真是比一张白纸更难。
我们这群学员约有七八个，小孩子早晨贪睡，每天招全师傅就会用一根小竹竿在我们的被子上敲打，督促我们起来练功。练拿顶的时候，我双手撑在地上，招全师傅用手反拉住两只脚，嘴里数着数字：“一、二、三、四……”每天还要加，今天数到十，明天就是十一，每次数到后来，我的小手就开始发抖，可招全师傅还是不放，我只能咬咬牙鼓励自己一定要坚持。眼看我越抖越厉害快坚持不住了，招全师傅这才松手。他还教我们练习从几张桌子上翻下来，到我学会从一张半桌子上翻下来时，招全师傅因事离开了剧团，我能有后来的那点武功，还要感谢这位师傅当年打下的底子。
招全师傅走后，我在练功上依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争气，把戏学好。同伴小姐妹外出游玩时，我常独自留在后台琢磨剧情唱词，戏散场后，别人忙着卸妆，我却带妆上台走台步、练甩发、跪行。因为我小小年纪沉默寡言，一心学戏很少玩乐，被同伴们戏称为“小老太婆”。但是，我的努力和刻苦，老师们都看在眼里，她们也总是对我勉励有加。姚水娟大姐说：“彩娟妹妹这么用功，将来一定会出山的！”王杏花大姐也常夸奖我：“小妹妹蛮聪明，戏学得快，会出山咯。”
与家乡传统科班那种“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跑码头”生涯相比，剧团的学员生活自然是平静安稳多了。随着天香戏院生意越来越好，演员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老板在前台搭起了阁楼作为演员宿舍，大家终于可以睡床铺了，不过我们学员还是在地板上打通铺。伙食很简单，平时吃素，总不过两三样菜，黄豆芽炒咸菜或青菜，每逢初一十五能吃上两次荤菜，也就是每人两片两指宽的肉片。
在整个一年里，剧团只有两个时间段不演出，冬天年底称为“封箱”，夏季称为“歇夏”。因为那时剧场没有冷气，到了最热的七、八月份，观众就会少很多，对演员来说，长期日夜两场演下来需要休息，而且夏季演出容易损耗贵重的行头（当时较好的行头都是演员自己出钱置办的）；对剧场老板来说，则正好趁机调整演员阵容。
1950年代中期，与老师竺素娥（中坐者）、师姐筱素娥
这段“空窗期”成了我们学员练功的最佳时机，每逢歇夏或封箱，我和师姐筱素娥、学丑角的“小田鸡”等几个外地学员就在台上从早唱到晚，把所有我们会的，老师演过的戏都自得其乐地演个遍，饿了就去厨房里抓一把冷饭吃，吃完便在台上舞刀弄棒翻跟斗，累了就去睡觉，睡醒了再接着练。只有在那个时刻，舞台是完全属于我们的。
歇夏的时间相对较长，遇上换剧场的当口，老板就不再提供伙食和住宿了。上海的学员可以回家，而我只能跟着老师过居无定所的生活。老师是红角儿，到哪里都受欢迎，我跟在她后面，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记得有一次，我跟着老师借住在她的朋友家中，吃完晚饭我上阁楼先睡了，老师和她的朋友聊天，夜里醒来我闻到了炒年糕的香味，她们叫我：“彩娟，下来一起吃点年糕吧。”我心想，住在别人家里已经是情面，不能再不知趣地麻烦人家，于是我假装睡着了不应声。炒年糕的香味阵阵扑鼻而来，我躺在床上咽着口水，心想若是还在自己家里，我早就跳起来跟弟弟妹妹抢着吃了。
老师在生活上一直很照顾我，她为人朴实正派，话不多，对我既严格又宽厚。我刚到上海不久，一天帮她收拾房间，不小心打碎一瓶香水，这在当时是比较昂贵的东西。我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想说又不敢，不说又觉得不安。接下来的两天，我一直纠结这件事，有几次都走到老师面前了，还是转回来。到了第三天，我实在忍不住了，终于鼓起勇气对老师说：“阿姐，桌上的香水是我打碎的。”没想到老师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我早看见了，以后做事情当心点。”并没有责怪我。我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十三四岁正是长个子的时候，因为练功的关系，我的鞋子磨损得特别快，又没有钱买新的。有时母亲也会托人从家乡带鞋子给我，可是由于当时通信不便，我们又时常转换剧场，母亲亲手缝制的鞋子几经辗转，送到时常常已经小了。记得有一双布鞋，母亲在鞋面上绣了一朵梅花，非常漂亮，虽然穿不下我也舍不得扔，穿大半只脚，脚跟露在外面，到了冬天，脚后跟都开裂了。老师看在眼里，不声不响买了双新鞋给我，后来，老师看别的女孩子都有皮鞋穿，又给我买了一双皮鞋，而她自己却一直很节俭。在河北大戏院演出时，老师有一位姓沈的朋友，是一家医院的妇科主任，平时住在医院宿舍，有两间房间供她独用，她留出一间让我们去住。医院离戏院比较远，每天演完夜戏，老师总是舍不得坐车，带着我步行回住处，直到现在我仍记得，在沉沉黑夜里，那条路似乎显得格外漫长。
有段时间，我和老师住在剧场对面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那是一间亭子间，上面有一个小晒台，晒台的一角放上煤炉，我负责买菜买米做饭。有时老师外出，给我留下一点钱，让我一个人待在家里自己做饭。白天我一边扇着煤炉一边练唱，一人身兼生旦净末丑，倒也自得其乐。到了晚上，隔壁的二房东家里开始放评弹，我每次听到那悠扬婉转的曲调就忍不住要想家。来上海后，我时常做着这样一个梦：在家乡的田野里，我领着弟妹拾田螺、拔笋、捡栗子……醒来心里想，不知道弟弟妹妹现在怎么样了？谁带他们出去玩？有没有受人欺负？看到观众席里有个小男孩，有点像我弟弟的样子，我就会呆呆地看上半天。在路上看见一个很像母亲的背影走过，我会不由自主地追上去。
为了能早日接济家用，平日里我十分节省，离家时母亲给的两块银元用了好几年，我每个月的零花钱大约是三十个铜板，相当于一角多一点点（一角约等于二十五至三十个铜板）。实在想吃零食了，就花三个铜板到隔壁烟纸店（小杂货店）买一包花生米。进天香戏院半年后，我拿到了平生第一次包银，这份包银还是我老师去向老板争取来的。每月五元，总共是三十元，我给自己留了一点钱，其余全都寄回了家，这也是我对父母尽的第一份孝心。
那时，我的生活除了学戏就是看戏，我本来就是个戏迷，如今上海剧场林立，更是如鱼得水。当时的越剧剧场相距都不远：天香大戏院在天津路，皇后大戏院在南京路西藏中路口，老闸戏院在北京路老闸桥，通商剧场在北京东路，大来剧场在贵州路，“皇后”的隔壁是“天宫”，后来开的“国联”、“上海大戏院”则在“皇后”对面。戏院之间步行至多只要十几分钟，每逢演出空隙，我就溜出去看戏，也不用买票，当时的日场演出很少有满座的，去别的剧团找小姐妹，顺便就到剧场里看场“白戏”。我老师在通商剧场演出的时候，我常去浙东大戏院看筱丹桂的戏，“浙东”和“通商”只隔一条马路，非常近。时间久了，我和丹桂剧团的演员就比较熟了，筱丹桂在舞台上擅长演“马寡妇”、“刁刘氏”一路的“艳旦”戏，台下的为人却非常朴素忠厚，每次见到我，总是亲切地招呼：“妹妹，来玩啊。”毫无红伶的架子。有时她和剧团的小演员玩牌九，赢了钱从来不拿，仍旧分还给她们。有人问她为何这样，她就会苦笑着说：“我拿了那些钱也是给张春帆，还不如分掉呢。”她苍白的脸上那种伤感无助的神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除了看戏，就是看电影了，这也是当时普遍又便宜的娱乐方式。我在天香戏院当学员时，范瑞娟是团里的三肩小生，我们两家的父亲是好友，我同她在家乡时便已认识，这次异地重逢，自然倍觉亲切。星期天上午，我俩经常结伴去看半价电影，看完电影总是错过戏院的午饭时间，我们就一人买一包萝卜干，边吃边评论刚才的电影。那些年，我养成了每周看一次电影的习惯，当时上映的各路中外影片开阔了我的视野，对我后来的表演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帮助，比如陈云裳在《木兰从军》中的一些表演，我后来也在舞台上加以吸收利用。在通商剧场演出时，吴小楼在团里担任三肩老生，我们俩年龄相近，经常在一起玩，比如买一包盐炒豆分着吃，边吃边探讨当天的戏……
1941年……上海全面沦陷。……越剧的演出也由繁荣走向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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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2 22: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