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在嵊县演出间隙，回到家乡坑边村
二、看戏学戏
在童年快乐的记忆中，看戏是最难忘的经历。外婆家所在的后山镇是一个有四五百户人家的大乡镇，当时，女子越剧第一代演员施银花、屠杏花、赵瑞花、沈兴妹等已经唱红，被请到后山镇来演“的笃戏”。她们坐着轿子，风头十足。每逢戏班有演出，外婆都要接母亲回去看戏，母亲也总是会抱上我一起去。从抱在怀里到坐在母亲膝上，再到自己爬到高凳上看戏，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戏迷。
坑边村有时也会把戏班接来，我们村头有个小庙，庙前的戏台很考究，台前一对石狮子，四根台柱顶端有精细的雕刻，有动物花鸟，也有戏文故事，过去嵊县保留着不少这样的戏台。每逢戏班来演出，村里便热闹非凡，这也是我们小孩子最高兴的时候。母亲边看边给我讲解台上的戏文，我开始似懂非懂地了解那些花花绿绿的人为什么上台下台穿梭不停地忙，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姐姐更让我感到格外新奇好看。
戏散场后，我和几个同伴还钻到后台去看演员卸妆，等到父母来叫，还不肯走。看完戏后回到家里就学，把床帐当作戏衣披，穿父亲的长衫甩水袖，煞有介事地乱唱一气。母亲是我的第一个观众，也是第一个鼓励我的人，有时高兴了还会教我几句。出了家门便是田地，我在稻草堆上学戏台上的样子翻跟斗，居然无师自通，自得其乐。母亲缝被子时，我又趁机在上面大练虎跳、仰跌，母亲一般并不责怪。但当她有烦心事的时候，会呵斥一句“吵煞了！”我便不做声，乖乖地领弟妹去外边玩。有一次我在稻草堆边上练习下腰，没掌握要领，身子一斜，后脑勺撞在了地上，流了许多血，把母亲吓坏了。
白天，我和小姐妹结伴去庙里看演员练功排戏，与演员们混得熟了，有时她们开玩笑地问我：“小妹妹，跟我们学唱戏好不好？”我只笑笑不敢答应。戏班不久又要开拔，我和堂妹依依不舍地目送她们离开，几个小姑娘背了小竹椅到台上模仿着又唱又做。
印象最深的是看一个小花脸演小偷，偷了一只鸡，竟连毛都一起放在柴火里烧，烧好就吃，做得活龙活现。我看得目不转睛，看她如何抓鸡，如何学鸡叫，如何用双手捧树枝，点火烧，把这些虚拟动作一一记下。看完后，我就在家门前的空地上学开了，引来好多婶婶、姑姑和邻居看，他们在一边哈哈大笑，给我鼓掌叫好，他们笑得越开心，我演得越起劲。演完他们都称赞我，“彩娟囡头学得蛮像咯！”“是像！是像！”我听了又得意又有点不好意思，转身就奔回家里去了。
我有位大伯婆婆，家里藏了好多吃食，就是不肯分给我们。我从戏台上得来灵感，和堂妹商量好，扮成两个小叫花子去要饭。我们头上各戴一顶竹编的破帽子，身披一件蓑衣，每人手拿一只小木鱼，站在婆婆门前，敲着木鱼，嘴里含含糊糊地念着：“店王师娘，做做好事，给点东西吃！”怕她认出我们，故意把帽子压得很低，越念越响。大伯婆婆开门后居然信以为真，端了一碗冷饭出来，我们忍不住哈哈大笑，婆婆听出是我们，开口就骂：“吓！原来是你们两个小猢狲！”说着作势要打，我和堂妹转身就逃。
家乡的人都爱看戏，常常各家凑钱请一位教戏老师，临时组织起“学习班”，十几个女孩子聚在一起学学唱唱。1936年，我刚满十岁，听到相邻的大洋村要办戏班的消息，兴奋地跑去跟母亲说：“我也要去！”母亲听了一声不响，我就缠着她再三地磨：“我一定要去！”母亲只好替我交了学费，请堂叔带着我和其他小姐妹一起去。戏班里自带饭菜，回家住宿。没几天，大洋戏班解散，我们又去五里路外的许宅学，学馆就设在我远房姨妈家堂屋前的天井里。
越剧最初都是男演员，根据当时的风俗，女子不能上台，后来随着演出班底的家族化，逐渐有男演员的家属登台。女子越剧兴起后，不少男班艺人选择回家乡科班教戏。因为我脸型小，师傅指派我演花旦，教我们一些基本功，如走台步等。一些传统老戏的“肉子”唱段，老师会发给我们手抄的唱词，那时我记忆力特别好，基本上教一遍就会。
在许宅，我们排了“大堂会”等一些小戏和折子，我演“楼台会”里的祝英台，学了十几天就“串红台”（又称“响排”），用几块木板临时搭了个戏台，请来琴师，借来锣鼓等乐器，但没有戏装可穿。观众除了学员的家属和亲朋，还有闻讯赶来的远近乡邻。台上小学员们紧张地演出，台下观众都睁大了眼睛，像看什么大演员一样聚精会神。
前面的“大堂会”结束，“楼台会”开始了，我演得非常认真动情，以当时的年龄，自然无法理解情侣生离死别时的痛楚，但我牢记老师提示的人物感情变化，到剧情悲伤处，还真的流了眼泪。台下的观众纷纷称赞我：“这个囡头演得真好，还哭出了眼泪，真好！”有的内行人还说：“介许多小姑娘里，就属王友泉的女儿唱得最入丝弦。”我家隔壁的三叔婆也去看戏了，她连声夸我演得最好，这下可气坏了自家同在学戏的孙女，也就是我的堂姐。她用头撞祖母，一定要她快点回去，不许再看戏。后来教戏的老师点评说：“这许多小姑娘中，彩娟学戏最认真，教啥会啥，是最有希望出山的一个！”
“楼台会”正演到高潮时，突然进来许多穿黑衣服的人，大声叫喊：“不准演出！”还把锣鼓丝弦等乐器抢的抢走，砸的砸坏，现场一片狼藉。我吓得心怦怦直跳，连忙逃下台去。乱了一阵后，大人们有的摇着扇子回家了，有的嘴里叽咕着什么。我当晚不敢回去，就住在了远房姨妈家里。后来母亲告诉我，这些人都是村里的有钱人家派来的，说女子登台唱戏有伤风化。戏班解散，我第一次学戏就这样夭折了。
1950年代末，与两个弟弟在枕流公寓
三、离家赴沪
虽然戏没学成，我对唱戏的兴趣却似乎更加强烈了。因为学过一点基本功，回家有空就练个不停，有时候走路都学台上花旦的小碎步，乡亲们看见了都会说：“快来看，彩娟会走台步了哎。”梦想到现实，往往相隔遥远，有时，这个距离是一生一世。幸运的是，没过多久，一座桥梁就出现在我脚下，这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命运。
1937年秋的一个傍晚，田里刚割了稻子，我像平日一样在稻草上翻跟斗，打虎跳，玩得十分起劲。忽然田边走来两个人，前面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穿着月白色旗袍的时髦女子，身后是一个中年男子。我看出了神，心想，那姑娘打扮得真漂亮，不知是谁家的客人？忽然听到小姐妹奔来叫我：“彩娟姐！你妈妈叫你快回去，你家来客人了。”原来客人正是我的表姐，在上海红极一时号称“越剧皇帝”的竺素娥，同表姐一起来的就是大舅竺相荣，但我之前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我外公家里也渐趋破落，大舅为养家糊口，不得不去徽班敲鼓板。外婆不同意他从艺，相荣大舅还是坚持去过流浪的卖艺生活。表姐竺素娥1930年进科班学艺，唱红杭州、绍兴、宁波等地，如今在上海已站稳脚跟。但日军“八·一三”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时局不稳，表姐她们不得不在炮火声中结束演出，回到家乡嵊县来避难。
她正与母亲闲聊，见我进来，母亲笑着对我说：“这是你全芬姐（竺素娥小名叫全芬），快叫阿姐。”我当时汗流满面，头发乱蓬蓬地贴在脸颊两边，上下衣服也被汗水浸透，活像一只落汤鸡，十分狼狈。我不好意思地轻轻叫了一声“阿姐！”表姐应了声：“是彩娟吧？”我点点头。表姐看了看我，温和地说：“快去洗一洗，换件衣服。”那天家里杀了鸡，做了好多菜招待远道而来的表姐。我看着表姐唱戏能够养家，还可以去上海杭州各地跑，心里十分羡慕。
表姐走后，妈妈对我说：“全芬姐要带你到上海去学戏。”听到能去学戏，我高兴极了，好像天上掉下个大宝贝一样。当晚我辗转反侧，心想自己如果也能像表姐那样唱红，就能让妈妈不再受苦，想着想着，觉得心里很甜，似乎看见了一线光明……
过了几天，父亲回家了，母亲跟他商量：“全芬来过了，我要她带彩娟到上海去学戏。”话音刚落，父亲就极力反对，“女孩子怎么能一个人到外面去学戏？”他拿起旱烟筒点上火，闷头抽烟。“有她表姐照顾呢。全芬是老实的规矩人，跟着她，我也放心。”母亲轻声解释道。我在旁边听到父亲坚决反对，像一盆冷水浇到头顶，伤心地哭了起来。当时虽然才十一岁，觉得自己的心境已经是个大人了，应该帮助母亲挑起养家的担子，因此有了学戏这条改变命运的出路，我便坚决地要出来。我一定要去上海！一定要去！
“学戏能有什么出息？”“学戏不一定没出息，待在家里不一定有出息，你看全芬到上海，也没有去要饭。要是不行，还可以再回来嘛。”母亲胸有成竹地说着。表姐的成功是支持我去上海学戏的最好理由。我在一旁继续呜呜地哭，声音也大了起来。
沉默，父亲无声地抽着烟，把自己紧紧地缩在时浓时淡的烟雾包围之中，空气有点呛人。虽然家境不好，但是让一个女孩子孤身到外地去学戏，一来有碍读书人的面子——在旧社会，戏子毕竟是让人瞧不起的；二来也舍不得让未成年的女儿吃苦。这实在让一个做父亲的难堪。可是，这确实是改变家庭现状的唯一机会。父亲反复斟酌，左右为难，我的哭闹更加重了他的烦闷焦躁，父亲猛抽了几口烟，随着一口浓烟的喷出，也喷出了一句硬邦邦的话：“我不管了，随你们去吧。”我蓦地收住了哭声，抬头望向母亲，母亲的神情并没有变得轻松，反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学戏的事就这么定了，只等表姐那边的消息。等待的日子十分难熬，一向活泼好动的我变得沉默寡言，每天心事重重。有时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七上八下，突然还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我不想去上海了。可是却又不能说出口，毕竟是自己吵着坚决要去的。
大约十个月后，已是1938年夏，父亲在外教书，母亲接到表姐来信，说上海局势已经稳定，可以送我过去了。又盼又怕的消息终于来了，我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心想上海不知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表姐只见过一面，会不会对我好？说不清是喜是忧，是惊是怕。
母亲立刻着手替我准备行装，她卖掉了自己的嫁妆蜡瓶（注：一种锡器，以前女子嫁妆必备物之一），用换来的钱给我做了几件新衣服。两套单衣，一套白底粉红小花，一套青莲色底黄色小花；两套夹袄，一套彩色小格子，一套咖啡色，四周滚了边；还有一套棉衣。母亲把我要穿的和新做的衣服放在表姐送给她的小皮箱里，另拿一只小藤篮放零星用品，皮箱内还放进了两块零用钱。这里面寄托了母亲对女儿的牵挂、祝福和希望，一切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离家的那一天，母亲先请族里一位远房叔叔把我送到后山镇的外婆家，当时与我表姐合作的姚水娟也是后山镇人，她的嫂子正好要去上海看望她，可以顺便把我带到上海。
终于到了真要分离的那一刻，看着弟妹拉着我的衣角，一步步地紧跟着，心里真如刀绞一般。我步履迟缓，泪眼模糊，走两步就忍不住回头看看。来到离村不到一里的高坡上，回首眺望，看见母亲站在家门口挥手送我，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似乎在那里哇哇大哭，想到父母和自幼生长的故乡一时很难再见，我不禁停步不前，泪如泉涌。我第一次尝到了骨肉分离的滋味，走完这十五里路，眼泪也流了一路。这个场面每次想来都觉得心酸不已。
到了外婆家，我已经如泥塑木雕一般，也不说话，呆呆地坐在一边发愣。第二天一早，我跟着姚水娟的嫂嫂坐船去上海，为了省钱，我们没有买卧铺票，晚上只能挤在船头坐着，困了就互相靠着打个盹，我一个晚上都没有合眼。快天明的时候，船停靠在宁波码头，只见岸上明晃晃一片灯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咸鱼的气息。我很害怕，心想这是什么地方？是到了上海吗？机械地迈步跟着大人去岸上吃了碗面，回船继续行程。
一路上我始终呆坐着，心情矛盾。上海当时在我心目中有着太多的未知，身处不可捉摸的异乡客地，将会见到哪些人？面对哪些事？真是越想越畏怯。在那一刻，我真希望上海是个永远也走不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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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1 22: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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