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写书出书，这是我过去从来也不敢想的事。这些年来，陆续有许多朋友和观众催促我：“你为什么不写一本传记？”在半个多世纪的舞台生涯中，伴随着时代风云变幻，有过艰辛、苦涩和磨难，有过欢乐、兴奋与荣誉，自然也有一些经验教训。我想，不妨把它们记下来，或许能给后人一点借鉴，但同时又十分犹豫，自己水平有限，能写得好么？朋友们都鼓励我试一试，他们说，并没有期待一本辞藻华丽的作品，只希望能看到一份真实坦诚的回忆。
经过数年努力，这部书稿终于完成。我的个人经历并不曲折坎坷，唯一能够奉献给期待它的读者的，也就只有真实和坦诚。
翻阅案头即将付印的文稿，八十余年来的往事历历在目。我望进无边的夜色中，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晃眼的灯光与攒动的人群，还有熟悉的乐声，遥远却又那么亲切，好像从出生就伴随着我而来——那是我第一天身处满目繁华的上海滩，不用努力回想也能记起。还有此后那无数个伴随着鼓板丝弦，吟唱着悲欢离合的夜晚。
人生犹如一杯茶，茶叶在沸水中沉沉浮浮；而流逝的时光就像沸水，在它的冲刷和激荡下，每个人的生命才最终散发出属于自己的清香。
我常对学生说：“台上演戏要复杂些，台下做人要简单点。”这也是我一贯的人生信条。我天生资质平平，无非是肯下一些纯粹的“笨功夫”，如果算是侥幸有所成就的话，只不过是这一辈子没有太多杂念，把有限的能力，全部投入到演戏这一件事情上而已；只不过是在人生道路面临选择时，始终遵循内心的声音。
感谢我的师长、同事、朋友和家人，是你们在这一路上为我遮风挡雨，为我指引方向，你们的关爱和包容保护了我的简单，这是我此生莫大的幸运。
感谢所有的观众，是你们多年来的热情支持让我相信，在艺术上，凡耕耘必将收获，凡付出总有回报。只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在这个舞台上奋斗，你们就永远是身后最坚实的依靠。
感谢上海电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先生在我动笔之初给予的诸多支持，感谢上海女作家王小鹰积极推动了此书的出版；感谢几位可称为“忘年之交”的年轻戏迷朋友，辛苦地帮助我收集资料，修订文字。
虽然在写作中曾向一些同辈友人询访核实并查阅了不少相关史料，但因年代久远，记忆或有误差，文字之道，又非所长，书中疏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还请各方人士不吝指正。
王文娟
2012年6月
第一章
乳燕离却旧时窠｜童年岁月（1926—1938）
一、艰辛家境
1926年农历十二月的一个大雪之夜，我出生在浙江省嵊县（现嵊州市）黄泽镇坑边村。
嵊县位于绍兴以南，古称剡县，境内多山，据说以“嵊”为名，就是取四面群山环抱之意。一条剡溪蜿蜒而下，山有水而活，给嵊县平添了几分灵气。曾有人把剡溪的“剡”字，分拆为两把火，一把刀，象征着家乡以前多灾多难，不是放火，就是动刀。虽然战乱年代生活并不富裕，民间艺术却一直十分兴盛，村村有戏台，处处可闻锣鼓丝弦之声，越剧正是在这块山明水秀的土壤中孕育而生的。
黄泽江与剡溪相交，坑边村就坐落在黄泽江的支流之畔。坑边村当时只有三十几户人家，村前一条小溪坑，名为灵溪，山涧清冽纯澈，村里的农宅都沿着这条溪坑建房，因此得名“坑边村”。
在坑边村，王姓是个大姓。我祖父靠着勤劳节俭，置起了数十亩田地，属于村里的“新撑”人家。祖父生有三子一女，我父亲王友泉是长子，少年时苦读了几年之乎者也，颇有些古文功底，辛亥革命后，他毕业于绍兴新学堂，曾受教于周建人等先生。我母亲竺银妹是距坑边村十五里的后山镇人，大舅叫竺相荣，就是我表姐竺素娥的父亲。
母亲是竺家的独生女儿，在家时很受宠爱，不善料理家务，刚过门时还出了个洋相。按农村风俗，新媳妇三朝过后就要下厨房，这也是婆家考察新妇持家能力的时候。母亲担心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不等天亮就起身，给全家做第一顿早饭，边上婆婆小姑小叔婶婶，十几双眼睛都看着。母亲生怕把饭烧焦，不时用锅铲撬开镬盖看一眼，结果第一锅饭就烧成了夹生饭。叔婶小姑不免窃笑一番，祖母也冷言冷语，还是祖父为人宽厚，出来打了圆场：“新媳妇在家没有做过，以后可以学的嘛。”
当时农村卫生条件差，新生婴儿存活率低，比如产婆用破碗的碎瓷片割断婴儿的脐带，容易造成感染。在我之前，母亲连生两个男孩都夭折了。我刚落地的时候，双眼紧闭，好久睁不开，多亏了村里的郎中用土法拿针挑开眼皮，让血水流出，才不至失明。盼子心切的父母见生下的是一个瘪嘴巴、小眼睛、其貌不扬的女婴，不免有些失望。我出生后那几日，家门前的天空常能看见彩虹，父亲就随口为我取了小名“彩娟”。
1950年代中期全家合影。中坐者父母，左一小弟，左二大弟，右一妹妹，右二我
一年多后，母亲又生了个男孩。农村素来重男轻女，为了全心哺育儿子，父母就把我交给雇来的奶妈，带到偏远的村庄去抚养。不久后，新生的弟弟又夭折了，父母都很伤心。尤其是母亲，此时更加思念养在外边的女儿，提出接我回家。奶妈起先不舍得，再三恳求将我收作养女，希望将来能与她儿子配亲。我父母坚持不肯，这才放回。领回家时母亲见我骨瘦如柴头发枯黄，心疼极了。原来奶妈家里穷，没东西吃，奶水下不来，平日只能用糖水喂我。母亲赶紧为我补充营养，过了好几个月才慢慢调理过来。
在我四岁的时候，家里添了一个妹妹，之后又添了个弟弟。弟弟出生没多久，就得了重病。按理该服凉药，但医生错开了热药，弟弟第一帖药吃下去就难受得手脚抽搐，满地乱爬，母亲说：“这药还是别吃了吧。”父亲迷信医生：“自然要听大夫的。”结果才吃了第二帖，孩子就不行了。年幼的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玩得兴高采烈，父亲抱着奄奄一息的弟弟正伤心烦躁，就骂：“弟弟都快病死了，你还笑什么？！”我这才发现家里的空气如死一般寂静，母亲在一边轻轻啜泣。惊吓羞愧之下，我一头钻到藤椅扶手下面，结果脑袋怎么也拔不出来了，大家七手八脚使劲把藤椅扳开，我才从缝隙里脱身。没过几日，这个弟弟还是夭折了。数年来连丧四子，给父母带来巨大的悲痛。
随着父亲与叔父子女增多，分家成为必然。父亲当时兼祧两房，我家分到了十余亩田和一些山地、两幢楼房。父亲一心埋头读书，不擅务农，对短工一概放任不管，平常又出手大方，乐善好施，村里人每逢喜庆做寿，总要来向他求墨宝，他不但不收润笔费，还常常奉送笔墨轴纸。母亲为人善良和蔼，每次有乞讨者到门前，她都会盛出大碗的饭菜，在家听到有盲人敲杖路过，她总要出门将他一直搀扶过村口的小桥。戏班到村里来演戏，一般都住在庙里，庙里住不下，父母就会让演员住到家里来，饭菜不够吃了，也只管到我家来盛。
父亲死守“读而不耕”的信条，母亲又体恤下人，从不责骂，手下人也就乐得偷懒，又兼连年灾荒，渐渐田地荒芜，入不敷出。我们家乡在四明山脚下，山匪常来骚扰。那年，祖父在匪乱中被“请财神”（绑架），父亲闻讯立即带人赶到匪巢，恳求放回年事已高的祖父，自己甘愿代为人质。匪首被父亲的孝心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祖父回家后，全家凑了几盒大洋才将父亲赎回。赎金由大家分摊，父亲身为长子，自然要多承担一些，于是家里只好卖田凑钱。经过分家、荒年、匪乱，家境越来越艰难，没过几年，家里佣工解雇，田地卖完，沦落到租种别人家的几亩薄田糊口，父亲也只得出外教书谋生。
父亲性格爽朗，人缘不错，既在绍兴念过新学，又是挺身代父做人质的孝子，因此在乡里颇有些名望。他个子精瘦，蓄着稀疏发黄的八字胡，常穿一件灰色的竹布长衫，对文言文颇有研究，连平时介绍自己的姓名也古韵十足。比如他介绍自己姓“王”，不说一般人通常所说“三划王”的“王”，而说“一以贯三为王”、“天下归王”的“王”。名字“友泉”，不说一般人所说的“朋友”的“友”或说“友好、友爱”的“友”，而说“两手相握为友”的“友”，或说“同师曰朋，同志曰友”的“友”，“泉”字更加玄妙了，不说“泉水”的“泉”而说“布泉”、“钱泉”的“泉”。弄得村里百姓听都听不懂。因此，人们送了他一个雅号“小老头子”。他教书认真严肃，学生与家长都对他印象非常好。
不过，父亲当乡村教师的收入微薄，尚不足以养家糊口，家里的一切还要靠母亲操持。母亲是个吃苦耐劳的中国传统女性，默默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当年连饭都不会做的她，竟成了全村第一个下地种田的妇女。农闲时，母亲缝补浆洗，照料全家一日三餐、四季衣服，还忙中添忙地年年养蚕。后来家里添了两个弟弟，母亲连吃饭的时候都要抱着小孩，每次等到蚕宝宝上山做茧了，她总要消瘦许多。
坑边村依着四明山，傍着小溪水，在春风送暖的季节里，满山满坡盛开着烂漫的野花。繁星点点的迎春花，淡粉色的野桃花，金黄色的油菜花，漫山怒放的柴叭花（家乡对杜鹃花的俗称），风光秀丽如画。我总喜欢采来一束束野花结成花球戴在胸前，似乎这样能让自己这个黄黄瘦瘦的小丫头变得漂亮些。
我小时候十分活泼好动，有空就带着弟妹去爬山。我们一起玩“打棒”、“抓石子”、“老鹰捉小鸡”，满山满林挖笋，在松树林拾寒仁（一种蘑菇）、烤栗子、采野果、捡乌子，村前的溪坑更是我们一年四季的好去处，里面有捉不完的石蟹、小鱼和泥鳅。
我的拿手“绝活”是拾田螺。有一次和父亲一起去，我平日里留心观察，知道每到傍晚，田螺都躲进田的深处。而父亲老是在田中间找，换了好几块田，都觉得收获不多，见我在远处埋头不知干什么，就大声喊我：“彩娟，你老在那儿做什么？”我并不答话，只低头不停地拣。回到家里，拿出我和爸爸拣的田螺一比，我的有满满一篮，父亲的只够铺满篮底，还不到一小碗。母亲惊讶地说：“友泉，侬还不如彩娟拾得多嘛！”父亲尴尬地笑笑，抛下篮子走开了，我不免小小得意一番。平常拾田螺总和小姐妹结伴，堂姐见我似乎并不卖力，却总是拾得最多，于是趁我不注意，常试探着拿走一些。我不愿为小事和姐妹争执，每次只作不察，提篮回家，于是堂姐更纳闷了。多年之后，我与这位远在西安的堂姐再次见面，想起往事她还忍不住追问：“小时候我常从你篮子里拿走田螺，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我笑答：“当然知道啊。”彼此虽已双鬓染霜，忆及往事，依然亲切如昨。
童年留在记忆中的滋味，恰似故乡山崖林间的野果，甘甜中也时有酸涩。我们村子不大，祠堂寺庵倒是一应俱全。因为提倡新学，家族办起灵溪小学，祠堂变成了课堂，我七岁起在那里断断续续念了三年书。村里请了一位名叫庆才的教书先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相貌清秀脾气和蔼，就住在祠堂里。我读书很用心，小时候记性也好，背书总是最出色的一个，描红、算术成绩也排在前三名。无奈的是，读完小学三年级后，随着家境日益拮据，我不得不辍学了。
我是家里的长姐，十岁左右，母亲便开始教我做衣服，打长脚纽扣。田种下后，放田水、拔草等农活，都是我半夜带着妹妹弟弟一起去做。家里种了五六亩田，有时稻谷还没来得及碾成米，一时断了粮，母亲只得让我去借。闻到别人家里在炒年糕，香味扑鼻，就赶紧关起门来。
有一次我穿着新衣服和妈妈做的新布鞋，去山上采野果。玩得正高兴时，不慎捅了蜂窝，一下子飞出好多“九里蜂”，这蜂十分厉害，据说能追人九里路。我吓得拔腿猛跑，虽然逃得快，还是被几只蜂蜇了脸，还跑丢了新鞋。第二天起来发现满脸红肿，母亲心痛得流泪，为我涂上自家酿的酱油止痛。我咬牙忍住不哭。晚上痛了一夜，也不敢哭出声来，只小声抽噎，生怕惊醒了弟妹，更怕再惹母亲伤心。
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每到收获季节，凝聚着母亲血汗的稻谷刚刚收完，马上就有几个陌生人来到我家，母亲用好菜好酒招待他们吃饱喝足，然后他们把稻谷一担担挑走。我躲在门后眼睁睁看着，心里恨得发疼。母亲叹道：“有什么办法呢？田是人家的呀。什么时候有我们自己的田就好了。”母亲无奈的悲哀，像刀刻斧凿般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该如何去为母亲分挑那沉甸甸的生活担子。
对人世艰难的敏感，还来自家族的生存环境。有钱的族人看不起穷亲戚，同族的大孩子也常欺负我们，有一次把才三四岁的弟弟放在高高的树干上，然后躲得远远的，等到弟弟掉下来，摔得鼻青眼肿，他们乐得哈哈大笑。母亲抱起啼哭的弟弟，心疼极了。面对外人势利的眼神和生活中的冷遇，善良的母亲永远温和隐忍。不管家里如何艰难，她总让孩子们穿得齐整干净，她拿自己的嫁衣缝缝改改，做成儿女的新衣，从不让我们在人前失面子。
母亲文化不高，看戏却多。她常说，十年风水轮流转，当年王宝钏、刘翠屏寒窑受尽苦中苦，守得夫婿封王拜相苦尽甘来，你们要为妈妈争口气。她把对命运与对儿女的祈福，寄托在村头关老爷神像上，她点燃了一支又一支香火，我也在母亲身后暗暗下了决心：长大一定不让母亲受苦，不让弟弟妹妹再受人欺负。现在想想也有点惊讶，当时不过只有十来岁，居然会有如此早熟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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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1 2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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