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花荡》袁世海饰张飞
徐:第三点,维持和发展流派靠什么?这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讲,只要有了自己的剧目和弟子,流派就能维持;流派要想发展,就必须和深层次文化心理挂上钩。金、郝、侯三派在剧目上是参差不齐的,在金大红大紫的时候,凡是金唱的戏,就可以称为“金剧”(也许当时没有这个称谓,但是只要金一唱,这出戏暂时别人就不动了,这种被金垄断的情形,称为“金剧”也未尝不可)。但是时过境迁,金不在了,金又没有天赋绝似、而又得其真传的弟子,于是“金剧”也就化为了空中楼阁。郝确实留下了一些戏,郝当年之成名,确实在这些剧目中可以看到原委。但是郝的弟子当中,您发展了,您的戏已经不是“郝剧”的原貌了;郝的其他弟子能够真像郝的并不多,因此“郝剧”在今天已近于绝迹。郝的戏在当初就缺少明确的分界,哪些是,哪些不是,说不清。现在的“侯派名剧”,通常是在合作戏中保存了若干侯派的演技,而侯爷晚年的弟子,大多学的也是他的晚年,有人甚至是“有其名无其实”;侯的早年弟子有没有,如有,如今哪里去了……
袁:听说有两位。一位是大北照相馆的经理赵燕臣,当初大北的京戏剧照很有名,说明经理喜欢这个;再一位是东来顺老板丁福亭,解放后曾到东北去教过侯派戏。你也许奇怪,怎么侯爷竟有外行弟子?其实这和张伯驹学余叔岩的情形差不多。外行有“正经职业”,或者家里有财力,反正是个玩儿,又不会真下海威胁到你,所以名角儿教起来反倒可能认真,外行弟子那里说不定反会落下真东西。
徐:如果从剧目与深层次文化心理上要求,那么上面三位恐怕都不太够,恐怕昔日的大多数名伶都没有这种追求。我举一个程派戏《锁麟囊》的例子。余生也晚,没赶上它刚出世的红火日子,也没赶上批它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它是在“文阁”之后,城市里受欢迎,在农村就更是不得了。试问新时期的观众,如何会与地主小姐薛湘灵如此心心相通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文阁”给人的教训太深刻了,人们好容易从“高大全”、“三突出”之类的精神枷锁中挣脱出来,人们希望看到真实而真诚的人(哪怕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绝不愿意与“完美而虚伪”的人打交道。薛湘灵,个性上的缺点显而易见,但是寓于行动中的人性光辉也是赤诚感人的。大约就为了这,才在“文阁”后陡然红起来,红的势头持续了几年而不见跌落。我甚至猜想,今天之红与昔日之红存在区别,昔日是从戏上红,观众喜欢程先生的新腔儿、水袖、圆场方面的功夫,喜欢其中的味道。今天则是从文化心理上取得默契,所以这一红就深沉恳切得多,这大约是当初无法比拟也无法想象的。我认为,京剧今天碰到的难题,不是形式上这样那样的问题,而首先是它的内容与现代人的深层文化心理脱节,或者太不合拍。这一个问题是“皮”,流派等等问题皆是“毛”。脱离了“皮”的“毛”,即使经梳理使得外观再美,也是浮泛和没根基的。
袁:艺术既有自身的独立性,又不能与时代完全脱节。这个问题几十年来翻过来调过去,总是解决不好。
徐:第四点,每一个行当都要在摇摆中前进。所谓“摇摆”,就是要敢于从艺术特征上拉开对立两极间的距离。作为旦行的两极,可以一头是青衣,一头是花旦;作为老生的两极,可以一头是唱工,一头是做工(包括把子);作为净行的两极,则可以一头是铜锤,一头是架子。而目前的净行,正处于“十净九裘”的畸形局面当中,要想突破它,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拉开它的两极,一方面继续发展铜锤,同时要以更大的力气去支持架子。两极拉开了,新一代的净行演员才可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才可能继承得更深更准,发展得更快更稳。
袁:对。我想对“十净九裘”的提法表示点意见。“裘派”这个词儿在盛戎生前并未出现,人们习惯称裘的弟子:“嗨,真像裘盛戎!”等盛戎没了,人们这才猛然惊慌起来,怀念的感情越来越重,“裘派”这个词儿就自然而然地兴了起来。紧接着,“十净九裘”也出现了。今天全国各地净行演员总得有好几十,甚至得上百吧?按“十净九裘”的比例,你给我数数,真正学裘学得有点意思的,究竟有几位?
徐:方荣翔,可惜他去世了。还有……真要数,也还有几位。一是谁先谁后不便排队,二是比起我在五十年代看到的裘先生,总觉得差一截。当然,您和裘先生是“发小儿”,后又是师兄弟,可说当世知裘者莫过于您了。
袁:我不是倚老卖老,更不敢轻视当世的英雄们。我实在是想替“裘派”正一正名,即使盛戎在世,有些话他不便讲,能讲的大概只有我了。如今自称或被称为“裘派”的不少,可依据是什么?不外就是几出裘派戏,不外就是发音时的鼻腔共鸣。这些,凭唱片就可以学个十之七八,有个一般的师傅说一说就能上场。可是“这样的”裘派究竟算不算数?难说。盛戎的那几出戏是最后才形成的,“名至而实归”,他当年下的功夫如今又有谁知道,又有谁肯学?当初在科里时,许多戏不分他的我的,象抢着唱《取金陵》那样的事常有,认为赤富寿与后来的裘派全然无关的观点,我不赞成。还有,现在不同流派的门户之见相当严重,可盛戎对麒派什么态度?现在许多人光知道我学习麒派,其实盛戎学的一点也不比我少,只不过各人有各人的用法罢了。再有,盛戎固然家学渊源,但发展也不小。在金少山红得发紫的时候,盛戎居然敢搭金的班社,敢和金同台唱《白良关》,这首先需要勇气,因为观众是看金而来。金演的是爸爸,讨俏。可裘一方面利用同台的机会,注意体会学习金的长处,同时又胸有成竹,充分发挥自己韵味醇厚的优长,照样能赢得观众的彩声。这就是盛戎的办法,叫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的长处可能化成我的,而我的优长你却拿不走。”
徐:您讲了当今学裘者之不足,我接着谈谈当今学架子之不易。从某种意义上讲,学铜锤靠天赋,而学架子靠苦功。按今天的一般心理,只要有嗓子,学铜锤就有了基础,在味道上再努把力,就齐了!学架子的一般没嗓子,现实条件逼着你在表演上用功,其难度显著比铜锤更大,谁受得起这个累?何况今日,对于架子演员的条件要求已经改变,完全没嗓子想唱好架子,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是又不能像铜锤那样放开使嗓子,而应该首先把力气花到分析、研究和选择恰当手段去塑造人物上面。我从您的学生杨赤处听说,在您这次去大连教授《西门豹》时,曾经有这样的问题:“怎么每一个新人物,都是一个新的形儿啊?”他所谓的“形儿”,是指既定的外在的形象服饰和内在的心理节奏的结合。因为在此之前,您教过他《黑旋风》中的李逵,这有传统戏中李逵的“形儿”作参考;您还教过他《九江口》中的张定边,这也有老戏中的两种路子(净及武老生)做借鉴;这次您又教《西门豹》,主人公是个在老戏中没露过面的人,这“形儿”该怎么“拿”啊?
袁:我告诉杨赤,西门豹的“形儿”,得根据他的身份、地位、性格和具体实践来寻找,一下子找不到,得慢慢来,找到一点,逐渐心里就踏实了,手上也准确了。我教学生,从不是教给学生一个固定的“形儿”,要他照“模子”磕,否则就不是我这派。这不行,你得先理解人物,然后一点一点去找“形儿”、去按“形儿”、去化“形儿”。这么做还不累人?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今学架子的都是一上来就要学大戏,仿佛不把某某人的代表作学到手,就难于向世界表明他是某某人的学生似的。其实,老师能有晚年的成就,是积累了一辈子的功夫和心血。后人想学,心愿虽然不错,但得一步步来,得循序渐进。你单出戏都唱不好,你单项上的功夫都不到家,老师的代表作虽然学了,但老师的“格儿”你拿不过来。老想走捷径,结果进了死胡同。
徐:最后一点,京剧的振兴,不是靠技巧难度的汇总及翻番,而首先是依仗文化因素的渗透。净行当然也不例外。我很感慨地听您叙述了郝老当年演出《青梅煮酒论英雄》的盛况,为什么在当时能够成功?无非就是演员能用文化去演,观众能用文化去听,两方面的文化“碰”到了一处。我设想,如果今天由中青年演员演这出戏,恐怕很难成功。因为演员对这出戏的理解差了,观众中会有相当数量的人没看过《三国演义》,更不要说品味了。相反,如果今天忽然冒出来一位有金少山那样嗓子的净行演员,他反而容易获得欢迎。我不否认,如何唱的问题当中也存在着文化,但毕竟是低档次中的文化。而要想演好类如 《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样的戏,则必须具备较高档次的文化才行。
袁:我补充一点。演员提高对文化的需求,与文化人的介入大有关系。以梅兰芳为代表,也以他为开端,文化人进入到他的身边,既帮了他的大忙,也成全了一批人完成了自己的文化。梅先生是梨园界中第一位在文化人的帮助之下,把自己的艺术经验总结为文字、曲谱及音像资料的。除梅之外,程、周、盖几位也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主动。他们老几位当年做的时候,这些工作的意义还不大显得出来;可今天返过头来一瞧,嘿,还真觉得他们老几位抓到了点子上!人总是要死的,舞台上的艺术总不会百分之百地留下来。只有用文化把舞台上的东西整理、升华,才容易取得后人的理解,才容易引发后人的再创造。在这方面,郝老是净行中难能可贵的一位,他给京剧界留下来三本书:《郝寿臣脸谱集》、《郝寿臣演出剧本选集》和《郝寿臣铜锤唱腔集》。其中,尤以《脸谱集》最为著名。郝老的经验以实践为基础,对演员的帮助自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国外一位著名的医学科学家来华访问,见到这本集子极为惊喜,因为他发现郝老脸谱上的许多纹线,竟然与生理科学的东西完全吻合!这说明在郝老那里,艺术、文化与科学三者和一了。这样的东西不仅能够留诸后世,而且它本身也上升为文化的一部分,启发照耀着后来者。
徐:您谈得好极了。我们的京剧在本世纪初以来,走过一段或升或降的路程,升有升的原因,降有降的道理,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思索。“金、郝、侯鼎足三分”,是京剧史上一段佳话,更是强化艺术特征、提高表现能力的一种积极现象。他们三位的崛起,不仅对旦行和老生形成了挑战,而且召唤着丑行重新认识和塑造自身。前几年湖北京剧团的《徐九经升官记》一鸣惊人,是否能认作是三十年代净行的鼎足三分的一种继续?如果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把种种带有偶然因素的事物都引导到必然性上面来,那就势必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振兴京剧的愿望也就比较容易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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