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宛城》侯喜瑞饰曹操
徐：金少山所以能一时称霸，是不是全凭天赋？
袁：是，也不全是。他的嗓音，高、低、宽、亮、厚——这五音俱全。这确实是他得天独厚之处，是过去、也是现在没人比得了的。但是他在戏上也有独到之处，比如三十年代末，他在北京第一次“露”《霸王别姬》，我发现他唱“力拔山兮”与杨老板不同。杨是从“力”字就上板，而金则按散板处理，很有气魄。尤其是“拔”字，真是撒了开来，很符合霸王这个人物。我后来演霸王，此处就照金的处理办，别处仍按杨的路子。另外，象金三爷这么大的身量，在台上随便出一个什么身段都不难看，原因就是他有早年演“武二花”的底子，有长期当“底包”的磨炼。当然，他就是“不难看”而已，很难在舞台上看到他有多么认真，多么使力。他不是没有基础，他不是没有可能，然而就是因为他在嗓音上的天赋太好，使得淹没了其他一切方面，甚至包括对于戏理的钻研揣摩。看他的戏，总有“大路活”的感觉，不象看郝老或侯老的戏那么耐人咀嚼，经得起推敲。好在外行永远是观众的大多数，所以他的地位还是相对稳固的。只是金三爷的艺术难于继承，象他那样的条件，古往今来实在是太难找了。
徐：上面您介绍了对于郝、侯、金的许多亲见亲闻，我想读者心目当中对这三位的为人做艺，必定有了一个约略印象。下面是否对他们三位做一番比较，长就是长，短就是短，力求科学准确，不留一些情面。由于我一来是外行，半路上杀进来当了“程咬金”，可以放开胆子说话；二来因为年轻，专喜欢在梨园界与文化界的衔接部做文章，由于这个视觉关系，也容易发现一些内行所忽视的问题。因此我想在以下五个方面提出一些论点。如有不对，请您随时批评。
袁：愿闻。
徐：第一点，如果我们把金、郝、侯三位视为一个可以代表净行的整体，那么就可以认识到净行在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兴起乃是历史的必然，他们的出现固然是京剧艺术的需要，但同时也是净行对于自身特质的一次探索和检验。容我细表。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前，京剧挑班者皆是老生，从“前三鼎甲”到“后三鼎甲”，可以说都是老生的世界。然而从民国十年开始，梅兰芳终于站到了一切老生的前面，到1927年四大名旦的确立，说明旦行作为一个整体，已经牢牢地把老生甩到后边。这不仅证明了旦行演员的聪颖，更说明他们识时务、懂大局又善于处理小局。三十年代开始，新一代老生开始形成，先有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的三大须生，后又变成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的四大须生，与旦行头牌形成持平、对抗的局面。解放后，四大名旦年事已高，四小名旦只一个张君秋活跃于北京，所以老生行当在某种意义上再度领先于旦行。话再说回来，就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这个当口，也就是在老生行当不甘沉沦、准备与旦行再做较量的时候，以郝、侯、金为代表的净行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而崛起了。
袁：正是如此。在老生挑班时，时兴折子戏，一晚上常常得唱十多出。到了二十年代旦行与老生各自挑班展开竞争时，社会风气改为时兴唱本戏，一晚上就一出大戏，顶多前面加一两出小戏。这一来剧目较前大为丰富，旦角和老生的表演艺术都有所突破。但是这种进步对于铜锤则很不利，因为在新编的本戏当中，铜锤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如果不参加新戏，单演《二进宫》一类用铜锤的戏的机会就更少了。与此相反，架子在新戏中大有用场，尤其是老生、武生简直离不开，旦角对架子的需要相对差一些，但是本戏中间的“小活儿”（如《朱痕记》中的李仁）一旦由著名架子（如侯喜瑞）担任，整个戏就能“提色”。
徐：这也就是架子在二十年代首先兴起的原因。这时的架子以郝、侯为代表人物，这时虽然一样是在“傍”别人，但郝、侯与前辈架子不同的是，他们开始琢磨起架子自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开始研究架子的主体性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到后来金少山以头牌身份，把一些中型剧目列为大轴，靠天赋又不仅仅靠天赋，这一来无论演员还是观众，不知不觉中就得对净行刮目而视了。您说过的那场“花脸大会”，能在四年左右在北京举行，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把它视为对于以他们为代表的整个净行，在十多年间辛苦奋斗取得成绩的一次总的检阅，大约不会被认作是过誉之词吧。在探索本行当的主体性问题上，我们也不无遗憾——在“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之中，似乎只有丑行没能取得这种长足的进步。当然，丑行当中并不是没有涌现出杰出的人才。
袁：对。叶盛章以武丑挑头牌红极一时。马福禄虽未挑过头牌，但也是文丑中极为难得的人才。在马连良先生刚刚挑班唱谭派戏的时候，曾重金礼聘王长林、钱金福二位助演，“活儿”不大，但只要有了他们二位，气势和格调自然就高。马福禄在王长林面前当然是晚辈，马先生演《打棍出箱》时，王老先生前面来樵夫，后面来大解。马福禄年轻，最初只跟在王老后边来二解。但是马的嗓子实在“响堂”，每回幕后的一声“啊哈——”，所得彩声必定超过王老所得。王老也每次必夸：“后生可畏。”后来马先生把这出戏增首益尾，改名《黑驴告状》，马福禄就改扮一个类似《乌盆记》刘世昌那样地位的“李西儿”（山西人），也曾使用《乌盆记》的腔儿大唱了一段西皮原板。由于福禄嗓子太好，这段唱简直把观众给唱疯了。再往后，马福禄同时进了马先生和荀先生的班，两边都缺他不可。真可说是一世之雄。
徐：我在翁偶虹先生的回忆录中得晓，解放前有一段时间翁与马共同看中了一段评书，认为这是可以为丑角改成大戏的材料，马为此拜托了翁。后来阴差阳错，这事给耽误了。解放后二人见面时旧话重提，都非常惋惜。因为马已过了演这出戏的岁数，有些“活儿”已然来不了啦。我在看书时也很感慨，深为此事在解放前未能实现而扼腕，因为艺术上的机遇实在是一瞬即逝。如果马福禄得到并上演了这出戏，也许他在京剧史上的地位就要另写了。（此处从略）目前各个行当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情形，旦行模式单一却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阵地，老生穷对付，花脸靠边站，丑行纯粹是点缀。这还仅仅是外在的情形，说到内里，各行演员对本行当特质的探求，就实在可怜了。您说是吗？
袁：一言难尽。你接着讲。
徐：第二点，根据各自的主客观条件，将基本功打瓷实，然后把握住突破的契机，以求发展，这是他们三位分别在不同方面取得成功的共同经验。
袁：是的。以郝老为例，他最初学铜锤，后又逐渐向架子方向转。他当时在戏班里的地位是“开场铜锤”，私下改学架子属于“山后练鞭”，改得成改不成都很难说。但是他后来把握住三次难得的机会，终于成名。第一次，是一位女武生，而且是个小孩儿，要在广德楼唱《连环套》，要找个能唱窦尔敦的花脸配戏。当时的名净不少，可没人看得上小孩儿，加之还是个女孩儿！有位经励科找到郝老，讲接了此“活儿”有三块大洋的报酬。当时“开场铜锤”挣的是铜子儿，可郝老首先想的是能在众家经励科面前露一露架子，就答应了。结果如愿以偿，台下看戏的众位“中档”经励科有了评语“敢情寿臣还能来架子啊！”当时郝老身处底层，“中档”经励科的看法可至关重要，因为大名角儿根本够不上，常常经励科说什么名角儿就听什么。第二次，是孙菊仙唱《失空斩》，缺个马谡，就用了郝。孙的调门儿高，一般花脸很难跟得上，郝自然也不例外。马谡的戏一头一尾，头儿上的“失街亭”没什么，尾巴上的“斩马谡”可是与“老乡亲”脸对脸的重头戏。郝在“失街亭”下来之后，没歇着，而是跑到厕所里咿咿呀呀地练起后边“斩谡”中的“忽听丞相令传下”来。等“斩谡”真的上了，他不像一般花脸对付两句就算完，而是按铜锤的办法规规矩矩唱了六句，当中还得了一个好儿。孙菊仙连连夸赞，郝的名声自然又高了一个台阶。第三次，是谭鑫培有次唱《问樵闹府》，扮葛登云的郎德山不知为什么误了场。管事的着了急，忽然计上心来，知道在前边演过了的郝寿臣保准没走，不定藏在哪儿听戏呢！果然，管事的找着了郝，三下两下就催他扮上了，一唱，谭鑫培还挺满意：“不是官中活儿。”不久还特意要郝陪自己单唱了一回《捉放曹》，郝的名声益起。有这三个台阶垫底，郝丝毫没有满足，而是一心一意朝着二牌的目标前进了。
徐：侯爷的努力则呈现为另一种形式。限于自身的嗓音身材，想和生旦头牌演员分庭抗礼是不现实的。但是他不灰心,而是一点一滴地从眼前的实际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步步为营又步步前进。
袁：我再举一个侯老的例子。《取金陵》是一出武旦为主的戏，在前半场中，赤富寿原是一个由武二花应工的脚色，观众对之也不抱太高期望，只要开打勇猛，就算称职。可自从侯老一接，就把他当作一个人物来刻画，而戏本身也提供了刻画人物的条件。其中有这么一场，讲赤富寿的口盟把兄弟伍福射来袖箭，被赤一把接住，忙喊“收兵”。站立山头的伍福大喊：“贤弟清转——”赤富寿弯刀花，背刀，掏翎子，踢腿，来了个射雁身段，美极了。侯老每演至此，必有彩声。下面紧接伍福逼赤富寿死的重头戏，赤有唱，有念，有做，又是侯老的大发挥之处。结果这么演下来，慢慢就成为侯老和武旦对工的戏了。我和裘盛戎当年坐科的时候，都学过这出戏，都因为其中要扎靠、抡大刀、砍“三低面”，别提多过瘾了，但又因实践机会太少而发愁。曾有过这样的事：本来盛戎和我各有一出单工戏，可前边又安排了一出《取金陵》，谁来赤富寿？我俩争执不下，于是便来了个“石头、剪子、布”，谁赢了谁上。由此可见，这出原本稀松的戏经侯老一完善，就有多大的魅力了。
徐：金少山在底层和外码头上磨炼的时间较长，其成名有一定的突发性，但仔细想想，也不能说是偶然的。第一，与架子已经时兴，铜锤消沉了许多年有关。京剧观众的脾胃，真有点“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什么好东西日子一长，也觉得腻烦。所以在这种心理准备下，金少山三十年代猛地来到北京，大红大紫也势必带有突发性。第二，金少山能在北京红起来，与在上海跟梅兰芳合唱《霸王别姬》大有关系。北京是京派的策源地，梅又是京派的首领，昔年演霸王的又是大名鼎鼎的杨小楼。抗战中间，北京观众看不到梅，耳闻梅在上海唱了这出曾与杨老板合作的戏，偏偏梅对这位新霸王又采取了认可态度。请试想一下，金就在这种联想中占了多大便宜！这简直可以说，是梅、杨为他“垫”了第一步，而后来的北上，又是由郝、侯为他“垫”了第二步。因此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几乎都让他给占了。最后这个“人和”，应该包括正反两方面的“人缘儿”。正的，指他的嗓音、形象以及他的家世（金秀山的后人），都能得到三十年代的北京观众的好感；反的，就是能在与观众“斗心气儿”的过程中，始终占有上风。因为当时名角儿如云，观众就有一个要挑拣的心理，与之相应对，名角儿中的大多数（梅、程除外）也就形成了一个顺从、伺候观众的心理。而金恃才自傲，观众是否激怒了呢？没有，京剧观众有一种奇妙的崇拜心理，只要真服你，就由你怎么去戏耍他，而且戏耍得越厉害，观众反而越发心甘情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看金少山的戏的过程，也就是“斗心气儿”的过程。结果，金的“人缘”（正的和反的）都胜了，于是也就成了。此理您以为如何？
袁：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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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28 22: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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