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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古典戏曲漫谈——戏曲与诗、戏曲与小说(张进)

(2022-09-09 22:41:54)
分类: 图文:大千梨园
【转载】中国古典戏曲漫谈——戏曲与诗、戏曲与小说(张进)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中国古典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由文学、音乐、表演、舞蹈、美术等诸多艺术因素综合而成,其中文学因素尤为重要。因此,戏曲剧本往往又可以作为一种案头文学供人阅读欣赏。
        文学因素中,诗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广义的诗,包括词曲)。它主要作为唱词,用以抒情。戏曲语言,分为唱词和念白两种。念白又分韵、散。散白在古剧(尤其是早期剧本)中是不大为人重视的。有的极为简略,有的索性不写,只标上“某某白了”或“某某云了”即可,由演员排演时即兴添设:如《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大多数没有念白,以致情节不大连贯。有的虽写出,但颇粗俗。明人王骥德《曲律》谓“元人诸剧,为曲皆佳,而白则猥鄙俚亵,不似文人口吻。”韵白多为上下场诗,是一折(或一出)戏之“纲目条理”。然往往流于套句俗语,较少新意。受重视的是唱词。李渔就曾指出:“自来作传奇者,止重填词,视宾白为末着。”故古人称写剧本,又称词。唱词因是配乐而歌,又与音乐紧密联系。戏曲音乐有联曲体和板腔体,前者的唱词由曲牌联套而成,重场戏一折(或一出)一般有十到二十支曲子。连场戏一般也有三到五支曲子。后者的唱词则是以七字句或十字句为主的诗句。唱词是戏曲中的主干,它不仅推动情节的发展,更具有浓厚的抒情性,正如孔尚任所说:“凡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能见者,则借词曲以咏之。”因此,一方面,它直接抒发剧中人物的内心感受,是塑造人物、完成主题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对观众进行直接的情感吸引。如《牡丹亭》中表现杜丽娘青春的觉醒,主要是通过脍炙人口的〔皂罗袍〕〔好姐姐〕江水儿〕等曲词表现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剪,听呖呖莺声溜的圆”,“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些唱词,深入细致地描绘了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对塑造人物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又很容易激起观众的情绪,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隔墙听到女伶们演唱上述曲文,便已“心动神摇”“如醉如痴”,何况剧场中的观众,焉能不受感染?
        戏曲的高潮,往往是由一连串的抒情歌词构成一个抒情场面,如《窦娥冤》中的“窦娥赴刑”,《汉宫秋》中的“元帝闻雁”,《梧桐雨》中的“玄宗听雨”等等,皆是由五六支或八九支曲子,集中抒发主人公或怨愤、或怅惋、或伤感的炽烈情感,从而将全剧情绪推向高潮,不像“西洋戏剧常常一开始就小心翼翼的布置冲突因素,最后让冲突因素不可避免地碰在一起而爆发出高潮。”
        戏曲的创作风格往往多着眼于曲辞。元杂剧作家有本色派和文采派之分。关汉卿曲文质朴自然,接近生活语言,被称为本色派。王实甫善于用典和骈俪语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故被奉为文采派之代表。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和沈璟之争,也是围绕曲辞展开的。沈璟在戏曲理论方面有两大主张:一是“合律依腔”,二是“僻好本色”。他要求曲辞要合于声律,并且要不着雕饰,用家常本色语。汤显祖则在自己的戏曲语言中,既继承元杂剧富有本色的传统,又溶合六朝辞赋、五代词的绮丽风格,而于声律则不过于讲求。他们的争论,显然是注重曲辞,对后世的戏曲创作及理论有很大影响。
        评价戏曲的成败亦多以词曲为重。著名戏曲评论家王国维论戏曲首推元人剧作。他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文章即指唱词。他举出若干支曲辞,指出它们有意境在于“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明人何良俊一篇《曲论》,几乎全是从词曲的角度论剧作之得失。他批评“《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盖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虽不免偏颇,但足见其对词曲的重视。
        正是由于中国戏曲以抒情为主旨,注重曲辞的写作,注重作品的诗意,故又有诗剧之称。
        虽然如此,中国古典戏曲又与古典小说结下不解之缘。翻开小说史,最早具备现代所谓小条件的小说作品——唐人传奇,其中著名一点的,几乎全被搬上戏曲舞台。谭正璧先生的《话本与古剧·唐人传奇给后代文学的影响》一篇中就曾指出这一点。我们择其要者列表如下:
        陈玄《离魂记》——元郑光祖《迷青琐倩女离魂》杂剧
        李朝威《柳毅传》——元尚仲贤《洞庭湖柳毅传书》杂剧
        白行简《李娃传》——元高文秀《郑元和风雪打瓦罐》杂剧;元石君宝《李亚仙诗酒曲江池》杂剧;明人《绣襦记》传奇
        陈鸿《长恨歌传》——元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清洪升《长生殿传奇》
        元稹《莺莺传》——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杂剧
        沈既济《枕中记》——明汤显祖《邯郸记》传奇
        蒋防《霍小玉传》——明汤显祖《紫箫记》《紫钗记》传奇
        李公佐《谢小娥传》——明王夫之《龙舟会》杂剧
        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明汤显祖《南柯记》传奇
        薛调《无双传》——明陆采《明珠记》传奇
        杜光庭《虬髯客传》——明张风翼《红拂记》传奇
        薛莹《郑德传》——明沈璟《红叶记》传奇
        如此等等。明清小说被改编为戏曲的亦不胜枚举。中国戏曲向来被认为是“疏于叙事”,但与小说关系如此之密,恐怕不无相通之处。试谈以下几点:
        1.题材的传奇性。在古代,小说和戏曲都曾被称为传奇,这倒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最早是因唐代裴铏的小说集《传奇》的流行,宋人便把一切唐人小说称之为传奇。后来也泛指小说。明代以后,戏曲也被称为传奇。对“传奇”二字如何解释呢?清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
        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而可传示,故号《传奇》。
        李渔在解释古剧称之一为传奇时说:
        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
        剧作家孔尚任也说:
        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今事不奇则不传。
        他们的解释,都指出传奇在于传“奇异”“奇特”之事。李渔还说,所传之人之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之,则不愧传奇之目”。可见小说和戏曲在题材的选择方面,都要求具有一定的传奇性。因为“有奇人始有奇事,有奇事乃有奇文”。不过对于奇,人们的理解不尽相同。不少小说家、戏曲家都指出,“奇”不只是搜奇猎怪,更重要的“于寻常情理中求其奇异”。“故夫天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汤显祖在赞扬其门人陈仲容的作品时也说:“大作奇特,却是寻常道理。”基于这种主张“奇特”从“寻常”中来的辩证的艺术思想,故而使得小说和戏曲的传奇题材更带有现实性,更富有人情味,不仅有虚幻中的鬼怪神灵,亦有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同时两者又互相渗透,产生不少诸如生者可以离魂,死者亦能复生的奇幻的故事,故而不失为“天间的一种奇绝文字”。
        2.结构的单纯性。戏曲和小说同为叙事体裁,不过小说是把故事写出来让人读讲的,戏曲是把故事表演给人看的,一为叙事体,一为代言体,其中都包含了“故事”这一重要因素。中国古典小说情节丰富,故事性强,不同于西方心理描写小说,亦不同于现代意识流小说,这就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舞台动作。同时,古典小说虽然情节丰富曲折,但结构却比较单纯,主要围绕一人一事。唐人小说《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柳毅传》等皆是。话本拟话本小说亦然。“其有一人一事,足资谈笑者”。长篇小说人物固然多,但其中一些人物故事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水浒传》中的武松、林冲、李逵、鲁智深、杨志等人的故事;《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取经路上遇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三国演义》中连环计、空城计、苦肉计等情节,都可看作一个单篇的故事。戏曲在把这些小说故事戏剧化的过程中,结构上也深受其影响。古典戏曲多采取“一人一事”的结构方式,戏曲家李渔对此说得很明白:“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客,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始终无二事,贯串只一人”,“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过于复杂的情节结构在舞台上是很难实施的。尤其象元杂剧四折一楔子,还要一人主唱,这在客观上就规定了剧本不能容纳过多的人物和复杂的情节结构。因此,古典小说和戏曲在结构的单纯性方面的要求是一致的。
        3.情节的偶然性(巧合)。中国小说作法有句俗话叫“无巧不成书”。小说家要把生活中的人物、事件提炼成小说中的情节,构成集中、尖锐的矛盾冲突,并且要生动、紧凑、引人入胜,没有 巧合,是不行的。所以小说中有大量的巧合,所谓“联络尖巧”是也。明未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运用巧合更是蔚为大观。戏曲要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演出一场值得传奇的故事,没有巧合很难奏效。因此也可以说,“无巧不成戏”。李渔说:“传奇之为道也,愈纤愈密,愈巧愈精。”他说“巧”,“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王骥德《曲律》评汤显祖南柯、邯郸二记“巧凑妙合”。我们看关汉卿的《拜月亭》尤其充满巧合:在兵乱中,兵部尚书之女王瑞兰与母亲失散,路遇穷秀才蒋世隆与之客栈中私结为夫妇。蒋妹瑞莲与兄失散后恰被瑞兰之母收作义女。兵退后,瑞兰被父亲找到被迫返回京城,忍痛抛下世隆,因此思念、幽怨不已。却不料,瑞兰之父硬为两个女儿招赘的新科文武状元,正是蒋世隆和其结拜兄弟,终使得有情人成了眷属。如果不是巧合,恐怕难以成戏。当然,这种巧合,不仅是创作上的需要和加工,也是以生活的真实为依据的。正如吴展成所说:“造化小儿,往往幻成狡狯,而男女之悲欢离合,尤多不可思议之巧,于是供人世之文人墨士,兴感淋漓,垂诸不朽。”生活之巧,构成了小说、戏曲之巧,而人们又把这种巧,称之为戏剧性。小说戏曲中的巧合,既节省了笔文,又使情节生动曲折,妙趣横生。
        总之,在戏剧家看来,戏曲是“以离合之事,抒悲欢之情”,离合之事,是叙事;悲欢之情,是抒情;叙事得小说之筋骨,抒情取诗歌之精神。因此,古典戏曲与诗歌、小说之关系实在密不可分。正如孔尚任所说:“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礼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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