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杂剧《西厢记》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不朽的名作，与他在剧中成功塑造了张生、莺莺、老夫人、红娘等不无关系。而在这
4个形象当中，公认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就是红娘。历代学者大都对红娘的形象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如汤显祖说王实甫笔下的红娘，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攻不破，何战不克”（《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宋之的则认为红娘身上突出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正义、勇敢、智慧、机智、坦率、真诚的阶级属性。高校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论及红娘的时候也和上述的看法相类似，可见这种看法影响之大，几成定论。但在一片赞誉声中也有微弱的不同声音，幺书仪在其《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一书中的第十二节“元剧与社会刍议”中独具慧眼地指出红娘的形象除了高大的一面外，还有其复杂性的一面。这复杂性主要是指红娘在为张生、莺莺二人牵线搭桥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为自己有所考虑。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见地的，它改变了以往将红娘看作是“扁平人物”的观点，以“立体人物”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物，使其性格更具立体性，也就更具有艺术魅力。笔者拟顺着幺先生关于红娘形象复杂性的看法，从《西厢记》剧中有关红娘的细节出发，结合元杂剧中的类似作品，把人物往后移，放在元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考察，以便进一步挖掘红娘这个形象的意义和价值。
一
对人物形象的性格进行剖析评价，不能离开描绘形象的文本，还要注意排除重点论的干扰，以为看见了森林就等于看清了森林中的每一棵树，尤其是像《西厢记》这样的名著，作者富有深厚的艺术功力，在作品中看似不经意的一处闲笔，也有可能寓有人物性格的深意，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要挖掘红娘身上的复杂的一面，就要用小心谨慎的态度去重新审视剧中描绘红娘的笔墨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去仔细揣摩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微妙心理轨迹，进而把握人物的性格系统特征。
……剧中能够突出红娘性格的细节主要有下面6处。
红娘在莺莺燃香许愿时点出莺莺期盼但没有说出的第三桩愿望。“姐姐不祝这一柱香，我替姐姐祝告：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一本三折）
在撮合张崔二人的过程中，红娘三次和张生谈到酬谢的事。第一次，张生要求红娘送信给莺莺时说：“小生久后多以金帛拜酬小娘子。”红娘狠狠地斥骂了张生：“哎，你个馋穷酸倈没意儿，卖弄你有家私，莫不图谋你的东西来到此？先生的钱物，与红娘做赏赐，是我爱你的金资？”（三本一折）第二次，在三本四折“佳期”之前，在张生表示“今夜成的事，小生不敢有忘”的时候，红娘答道：“你口儿里漫沉吟，梦儿里苦追寻。往事已沉，只言目今，今夜相逢管教恁。不图你甚白壁黄金，则要你满头花，拖地锦。”（三本四折）当天晚上，红娘抱了衾枕，引莺莺来到西厢，见到张生又问他：“张生，你怎么谢我？”张生因心思在莺莺身上，又不敢再提金帛，因此，匆忙答道：“小生一言难尽，寸心相报，惟天可表！”（四本一折）
张生一见红娘就联想到“若共他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他叠被铺床。我将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许放，我亲自写与从良。”(一本二折)红娘对张生是有好感的，她看重张生的志诚与忠厚，还夸张生“天生聪俊”、“文章魁首”、“洛阳才子”，以至于出现有违自己一贯性格的表现：“衣冠济楚庞儿俊，可知道引动俺莺莺。据相貌才性，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二本三折)在张生绝望的时候还开导他：“先生当以功名为念，休堕了志气者！”
[寄生草] “你将那偷香手，准备着折桂枝。休教那淫词儿污了龙蛇字，藕丝儿缚定鵾鹏翅，黄莺儿夺了鸿鹄志；休为这悴帏锦帐一佳人，误了你玉堂金马三学士。”（三本一折）
细细分析揣摩上面6处细节，对我们重新认识红娘的形象是有帮助的。这6处细节可从几个角度加以分析。首先，是红娘对莺莺心事的了解，她和莺莺长期相伴，加之自己也是一位妙龄的怀春少女，能够洞明莺莺的心事一点也不出奇。笔者认为，更能表明她发出这个行为时的思想状态的是后半句“拖带红娘咱”，这难道仅仅是因为和莺莺相伴多年，感情浓厚不忍离开，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是后者，是红娘在考虑自己的将来，也希望能有个好的去处。这表明，红娘对自己的处境是清楚的，也是有考虑的，而不是像以往的评论认为的那样一心为别人。其次，从张生见到红娘的联想看，张生对与莺莺成亲后怎样安排红娘也是有准备的，他会给红娘一个说法的。再次，红娘对张生有好感是很自然的，但她也没有什么非份之想，她知道自己没有资本和莺莺竞争，见到自己喜欢的人因为相思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安慰他一下，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最后，红娘几番向张生提到怎样感谢的事，笔者认为，这其中既有开玩笑的成份，也有内心真实想法的成份。在剧中，红娘对张生有多个称呼，什么“傻角”、“花木瓜”、“银样镴枪头”等等，明显是带有玩笑成份，虽然她不是当面这样称呼张生。至于她最后一次索谢，确实有跟莺莺一起嫁给张生的想法，虽然是个小夫人，但也是一个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二
知道了红娘性格上的复杂性，就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形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觉得要做到这一点，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红娘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从一定意义上说还是一个文学典型，在她生活的时代和她一样身为奴婢而又和她一样有着同样想法的少女不知有多少。
曾经有许久，我们都不能接受关汉卿《调风月》中的妓女燕燕答应做小千户的小夫人的事实。无独有偶，关汉卿的《谢天香》也和此类似，他写一个身陷风尘的妓女想跳出火坑的急切心理和愿望。她内心深处的隐秘感情，都围绕着一个主轴转动，这就是跳出娼门，跳出这以出卖肉体为生活的火坑！
在谢天香看来，和柳永作伴也好，做钱大尹的小老婆也好，这一切都“强似那上厅的祗候”。事实上，谢天香内心深处的最大隐痛，是对娼门生活的极度憎恶，是因为那“匪妓”的处境太可悲了，名声太卑贱了。她何尝不知道钱大尹是“架海紫金梁”，自己是“临路金丝柳”，但一旦被纳为妾，她认为还是跳出了火坑。和妓女燕燕、谢天香相似，红娘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元代社会有明确的良民、贱民之分。“名编户籍，素本齐民，谓之良；店户、倡优、官私奴婢，谓之贱。”奴婢在元代被称为驱口，“谓被俘获驱使之人”。在元代社会，驱口的社会地位最低。正如当时人所述：“奴婢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妇，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又有曰红契买到者，则其元主转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故买良为驱者有禁。又有陪送者，则拨随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许聘娶良家。若良家愿娶其女者，听。然奴或致富，主利其财，则俟少有过犯，杖而锢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自愿纳其财以求脱免奴籍，则主署执恁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马，杖一百。殴死驱口，比常人减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视奴婢与马牛无异。”驱口主要被用于家内服役，部分人从事农业、牧业或手工业生产。一些驱口的使主为逃避军役、站役等，往往派驱口代替“正身”应役。如上所述，驱口只有通过赎身才能摆脱贱人身份，成为良人，但赎身的费用很高，对大多数驱口而言，赎身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赎身脱离奴籍的驱口，一般仍需与使主保持一定的依附关系，成为其家的贴户，又称为户下户，“谓奴婢放良，仍随本主籍贯，津贴差发之人。”红娘虽然是相国小姐莺莺的贴身女婢，但依然改变不了她贱民的身分，她也想通过赎身脱离奴籍，所以她有想成为张生小老婆的念头，并有所行动，一点也不奇怪，反而十分正常。
三
明白了红娘性格复杂性的成因，就不会犯以古律今的错误。就应该更清楚红娘这个形象的意义和价值。
红娘是《西厢记》人物中身份最复杂的一个，她是老夫人家的奴婢，又是老夫人的耳目。她是小姐的贴身丫环，又是监视小姐的“行监坐守”。莺莺与红娘既是主仆关系，又是禁子与囚犯关系。张生开始把她当作传书递简的“鱼雁”，后来，她竟成了张生的“军师”。这些都是从红娘在剧中的作用而言的。我觉得，红娘这个形象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表现了作者“最卑贱者最高贵”的人本主义思想，其性格的复杂性也恰恰是其深刻性所在。红娘是剧中讲“道学”次数最多的人，按常识，一个不识字的奴婢，她对“道学”那一整套东西即使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也不大可能达到剧中所写的理论掌握程度。那么，是不是作者在乱写一通？不是，这样写恰恰显示了作者的高明。
撇开作者的人本立场,把红娘写成一个“道学”教条挂口边的人,她用“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言、非礼莫动”嘲弄张生的痴狂，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指责过老夫人的背信弃义，用“孔圣之书”、“周公之礼”处分过跳墙前来相会的“花木瓜”。这一方面，写出了“道学”影响之深，连一个不识字的奴婢都耳熟能详。另一方面，红娘的这些教条，在特定的戏剧环境中又演变成不同功用的东西，既是教训、安慰张生的好材料，又是指正老夫人赖婚的有力武器。《西厢记》全剧最紧要的关目是“寺警”，逼到老夫人使出缓兵之计，到了后来又自食其言，甚至要“拷红”拿红娘来问罪，这个时候，红娘口中的“道学”成为不可缺少的扭转局势的武器，不但自己摆脱危机，也圆满地成全了张生与莺莺的好事。
上面的分析，不仅没有降低、诋毁红娘的形象，恰恰相反，这样的分析使得红娘的形象更有血有肉，也更真实可信。
参考文献：略
加载中，请稍候......
(2022-08-16 22:28:45)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