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
练嗓子,要从年轻的时候就注意,跟着师傅练,每次练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使嗓子累着;还要看自己的条件,不能唱高,就不要一下子唱上去,但要细水长流,不可间断。有些人,发育尚未完全,练的过分,或者在台上累过了头,倒仓以后嗓子就出不来了。一般说,凡是年轻时保护的好,倒仓后都有好嗓子,而且出来的也快。我就是这样。小时候,我的嗓子沒有过累;练的时候,由低奔高,由宽练细,就会有进步。我本来是宽嗓,所以要由宽练细,如果窄嗓,就要由细练宽。
演员与乐队的关系。有的人在演戏前要吊嗓,还有一种习惯要整出的吊。我觉得应适可而止。舞台是演员的战场,嗓子是打仗的重要兵器,必须养精蓄锐,才能战无不胜。我在壮年时,晚间有戏,午睡起来吊几句,试试嗓子;解放后,改在演出的前几天,每天吊几段,到演出那一天,只在起床后,漱洗毕,喊几个高音、低音,念几句引子和话白,试试音,就不用乐器吊了。谭鑫培先生在晚年,就是如此,我现在吸取了他的经验。还有,在没有戏的日子吊嗓子,可以根据当天的身体情况多吊,少吊,或者不吊。如遇伤风感冒,坚决不吊。嗓子痛快时,调门可以绷足些,锻炼高音。到了台上就要留有余地。这时候,有才能的琴师是能够掌握分寸,让你唱得舒服的。我的伯父梅雨田为谭老先生操琴,遇到重头唱工戏,往往变几次调门,变的时候,落一点,长一点,逐渐升降,听众是感觉不出来的。王瑶卿先生的嗓子开始往下塌的时候,每唱重头戏,就要约我伯父替他拉。为我操琴的徐兰沅、王少卿二位琴师,也都有这种火候。这里所举的例子,大半是演员到了中年或晚年时,珍惜精力,需要伴奏乐师细心衬托,灵活运用。但我在壮年时,调门的变动是不大的,因为体力充足,正好锻炼。假使净图省力,养成习惯,到了老年就难以振作了。
演员长期不用嗓子是最为不利的。内行称为“窝工”,进一步就叫“回工”。抗日战争开始,我八年内没有上胡琴,只用笛子吊过几支昆曲。胜利后重登舞台,唱起来异常吃力。后来在舞台上唱了八年,才慢慢恢复过来。1954年我在天津工人文化宫演出《别姬》,那天唱得很痛快,但唱完了似乎有点累。王少卿对我说:“今天我楞给您长了一个调门,事先没敢告诉您,怕您精神上有负担。”我说:“长得好,虽然有点累,但以后就是这个调门,别往下落。”少卿说:“您这么大的岁数,给您做活是需要灵活运用,试着步儿走的。”这个调门,几天后我就习惯了。但有时遇到嗓子不痛快的日子,他还是随机伸缩的。
马连良:
演员的嗓子,非靠勤学苦练不可。我幼时在科班,只能唱“扒字调”,出科以后全靠自己下苦功。那时候,不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雪,都在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来,到西便门去“喊嗓子”。喊的时候也有个次序,先练音色、音高和强调,惯用Ai
和Dai几个音缀。然后打引子,念话白,为的是训练口腔变化节制的方法,不但要正确,而且要有劲头。同时,还得经常吊嗓子,吊嗓子的段数,要逐渐增加,不宜一出戏全吊,最好一次只吊半出。吊嗓子的时候,要注意调门不宜过高,要像上楼梯似地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长,否则就会把嗓子吊左了。吊嗓子的时候,男演员开始最好先吊几句二簧顺一顺,接着再吊西皮。这就能解决演员所常提到的“男怕西皮,女怕二簧”的损害嗓子的问题。我使用这种练法,后来就能唱《辕门斩子》《四郎探母》《珠帘寨》《捉放曹》这一些唱工较重的戏了。
演员早婚对于嗓音不利。演员的私生活尤其需要严肃,如果不检点,危害性很大。记得程长庚大老板说过:“我们要有半个老道的修行。”这句话值得参考。
青少年演员在倒仓的阶段,要好好地保养,千万别太累了。过去有人认为演员在倒仓的时候,还是要不断地喊,才能把嗓音喊出来,这是不科学的。我从十岁到现在,虽然有一个短时期的倒仓,可是一直没有间断过舞台生活,嗓子也没怎么坏过,就是我能够注意保养、勤学苦练的缘故。
最后,我想借着这个机会附带着谈一个题外的问题。我认为作家、作曲家和演员的合作也很重要。演员的嗓音条件和习惯不同,作家最好能了解演员。譬如我唱“言前”辙不合适,唱“江阳”辙比较相宜。作家能和演员合作,根据演员的特点写词用辙,就会使演员在演唱的时候胜任愉快,给观众以更多的艺术享受。
袁世海:
在保护嗓子方面,我的老师郝寿臣老先生对我帮助很大。他告诉我四字妙诀:清食养气。所谓“清食”,就是指饮食、起居要有规律;“养气”就是珍惜精力,不无谓地消耗精力,经常保持心情舒畅。这四字妙诀,我体会总的意思就是注意身体健康,有劳有逸,有规律地安排生活。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只有身强力壮,嗓子才能宽亮。直到现在我还是按这四字来安排生活,也确有实效。我的嗓子不太好,可一直也没有出什么大毛病。
有些同志过分强调了保护,以致不敢唱,不敢练,连讲话也不敢放开嗓门,我看这又过了。要保持一条好嗓子就必须坚持经常的锻炼。“纯铁不炼不成钢”,保护嗓子和锻炼嗓子二者不可偏废。保护嗓子仅仅是使它不出毛病,这还是消极的;锻炼嗓子,使它越唱越好才是积极的。特别演我这一行的,扮演的人物多是草莽英雄,讲究的是个气度。像鲁智深、李逵这一类的人物,见事就嚷,动不动“打哇呀”。演员在声音上也要表现出他们豪爽、洒脱的性格来。这就要用“横音”,嗓子要放得开。要是只保护不锻炼,久而久之,嗓子窄了,演这些人物哪儿能像呢?对嗓子的看法,不能唯条件论。只要持之以恒地根据自己的条件去踏实地练,一样能出好嗓子。程砚秋、周信芳同志在演唱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就是最好的例子。我的嗓子本来适合唱老生,萧老见我外型适合唱花脸,才改了行。这不也练出来了。
我觉得训练嗓子,练唱是一方面,练念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对架子花这行来说,更显得重要。因为唱的时候有板眼可循,当中还有过门,间歇较多,练起来比较方便一些,这是有窍门可找的“活功夫”。可是念白的时候,当中没有间歇,没有一定的规矩可循,所以无法藏拙,是“死功夫”。常说的“千斤话白四两唱”,也就是这个意思。只有踏踏实实地练,“死功夫”才能见效。作为练习,我常常念的有三出戏:《战宛城》《阳平关》《长坂坡》。因为这三出戏里都有大段念白,并且都有长引子。我认为多念引子最有好处。因为它介于唱念之间,节奏性最强,最讲究抑扬顿挫,是无伴奏的唱。第一个字算是定调,调门一定就不能随便改,并且末尾还要翻高。比如《战宛城》中曹操的一段虎头引:“勤劳王室建功勋,军机内逞才能;宛城张绣图谋振,怎当吾统兵来征。”念这段引子,脑后音、鼻音、立音都练得着,末了几个字要慢慢地翻上去,真是比唱还难。根据我的体会,多念话白、多念引子最能锻炼气口,也的确能出嗓子,可以为唱打基础。过去,不管风里雨里,我每天清早到天坛去念完这三出戏的主要白口和《青梅煮酒论英雄》中的三大段。当然,这些都只是我个人摸索的作法,未必适用于别人,谈出来供大家参考。
李少春:
刚才许多老前辈谈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我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要谈的话也只有失败的教训。我的嗓子闹了好几年毛病,党对我很关心,在各方面照顾我,帮助我,让我多休息,积极治疗。好多领导同志几乎见了面就问我嗓子好了没有,很使我感动。我衷心感谢党对我的爱护,所以对治好嗓子充满信心。现在我的嗓子已经比前几年好多了。
小时候我的嗓子还好,所以文戏也唱,武戏也唱,都能凑合。可是在旧社会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为了维持个人和剧团的生活,我不能不经常演出。嗓子哑了,人病了,不仅不能休息,照样还得演出像《战太平》《四郎探母》这些唱做并重的重头戏。到了台上,没有办法中的唯一办法是躲着哑音,另找一个共鸣位置来坚持着唱,等到这一处又唱坏了,就再找另一处。这种共鸣位置“乱搬家”的发声方法是不正常的,所以不能持久。以致越唱越坏,到了解放前夕,几乎全哑了,已到了大出文戏根本不能唱的地步。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才到医院检查,发现我的嗓子是声带结节。领导上下决心叫我暂停演出,积极治疗。这样就使声带逐渐恢复健康,保证能继续演出,为党工作。要不是解放,还是像过去那样硬唱,我的嗓子早就全完了。
后来我在协和医院和中苏友谊医院住院治疗,终于把声带结节治好了。可是因为过去嗓子哑的时间较久,发声方法有所改变,所以治好了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以前正常的共鸣位置了。由于发声方法不对头,唱了不久,声带结节又复发了。
通过声带结节复发这一事件,我发现要想治好嗓子,必须把医疗和正确的发声方法结合起来,不能单靠治疗。如果发声方法是不科学的,找不到正确的共鸣位置,即使把结节治好了,也还可能再犯。所以,我决心在这方面寻找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近几年来,我广泛地向歌唱家、音乐家学习,向他们取经,寻找正确的发声方法。虽然他们都很热情地帮助我,指导我,但由于学习时间比较短促,这种学习是不系统的,往往学到一点就自己瞎捉摸,有时碰对了就好一阵子;可就是不能持久,唱唱又哑了。今年趁出国到拉丁美洲和加拿达访问演出的机会,得到了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同志的具体指导,她帮助我找出了一些发声方法上的毛病,并提出改正办法。杜近芳同志也介绍了她嗓子哑了以后如何治疗的经验,对我帮助都很大。郭淑珍同志还特别告诉我一个方法,要我多听我过去灌的唱片和录音,通过听,回忆嗓子未坏时是怎样发声的,对照今天的唱法,可以受以前唱法的启发,发现今天的毛病所在,找寻正确的共鸣位置。我觉得这办法对我来说行之有效,现在我已经能演《定军山》《上天台》《空城计》等唱工繁重的老生戏了。今后还要继续努力。
嗓子出毛病这件事,对我们戏曲演员来说,是常见的现象。根据我这些年的亲身体会,觉得有几件事很值得注意。我认为,如果嗓子一旦出了毛病,思想上可无论如何不能也跟着垮下来,不能从此自暴自弃,失去信心。毛zx的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的思想,完全适用于如何对待哑嗓子这件事。嗓子哑了之后,应该从积极方面找出所以哑的原因,并且要充满信心地去积极治疗;不能天天老嘀咕。如果思想负担过重,就越嘀咕越哑,有时候还真会出事故。我就有过这样的体验:有时候白天还觉得嗓子能凑合,可是当天晚上化好妆后,一想到嗓子有毛病,怕台上哑,这一嘀咕不要紧,向侧幕走去的时候就非常紧张,上了场,一试,嘿!声音果然变了。有一次我在上海演出《响马传》,到了台上嗓子竟发不出声了。在北京演出《白毛女》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这种现象。所以我体会:越紧张越坏,甚至比平时更坏。正确的态度是以阁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对待它。在我们的社会里,各方面的条件都这么好,应该有充分的信心,相信能治好。可是在具体问题上,又不能不特别注意,比如除了及时治疗之外,在平时的生活上和劳逸安排上都要小心,比嗓子好的时候要更加细致。特别在台上演唱,甚至在平时讲话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能无节制地多演、胡唱,这样最容易毁嗓子。总之,要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去治疗和休息。并且把治疗、休息和寻找正确的发声方法结合起来,要互为调剂,互为配合,作到适中。方法不对,光休息固然不成;方法对了,不休息也不成。
(1960年12月23日)主持人:田汉、吕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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