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说作家笔下的人物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你可以在现实找到，另外一种是病态人格，托尔斯泰笔下的是前者，陀斯妥耶夫斯基就是后者。然而托尔斯泰本人并不承认善恶的二元对立，在他看来人都是河流，有湍急和凶险处，也有静美处，你可以说一个人善的时候多于恶，顶多如此，他笔下的人物，是用高度发达的写实技术，多棱的塑造出来，他最擅长的，恰恰是勾勒人物的混合气质。

　　这个多棱有两个质素：一，他书里没有纯粹的人物，甚至他歌咏的女人，她们统统都是有污点的，日常质地的，班驳的带着杂质，娜塔莎差点背着未婚夫与人私奔，安娜则真的是背夫通奸，马斯洛娃索性是个妓女----我常常觉得托尔斯泰是个半神，那种救赎和悲悯的气质，他的马斯洛娃简直就是耶稣的抹大拿。他的视角也是个神的视角，凌驾在小说上方，温柔慈悲的俯角。相形之下，契诃夫是个最高明的局外人，高尔基是个入戏的当局者。二。他笔下没有定格的人物，我看《战争与和平》，写的就是三个人的心灵成长史，尤其是娜塔莎和比埃尔。至于《复活》，它是小制作，人物和情节的成本都很低，场景也不够动态，即使如此在书里，仍然可以看到聂赫留朵夫的自我成长。

　　托尔斯泰的宽松和弹性也在此，甚至是对读者----他的小说能随你贴身成长。前一阵我看《战争与和平》，是复读，不知道原来为什么没有读出他的好来，比较乐观的解释是，这两年来我有了密集性的进步，开始欣赏一些皮肉之下的好处。大约有五页纸的不耐烦（当然这也是故事布局所限，那么大一个故事的骨架撑开在那里），开局就是个群像，我一向又对人物多的小说不耐烦，正因为此，小时候才喜欢《安娜。卡列尼娜》多些吧，因为人物少，情节密度大，角落里都是爱情的碎片，宏观背景几乎虚化到无。五页纸之后，故事突然好看起来，安得列一出场我就爱上他了啊，后来我又爱上了鲍里亚，这真是……爱的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他们的骄傲----没有傲骨的男人是不可爱的。

　　看过了《复活》，《战争与和平》给我的惊喜就不复是人物的精确度，而是托尔斯泰控制大场面，处理情节层次的能力。布局当然是很精巧的，一开始安得列的老婆出场的时候就感觉蓄着隐隐风雷，到安得列出来的时候那雨就下来了。他老婆的喧哗暖热----她就象萤火虫，吸附了社交场上的精华，然后才能放出自己的光来，又象是个补锅底的，身上挂着大大小小的锅底，到哪里都随身带着自己叮叮当当的热闹劲儿，就这个把安得列烦透了。当然她是贤良美丽的，可是安得列宁愿失去一切，也要换回单身的身份。她是为所蓄安得列的风雷，也是为娜塔莎所蓄的。比起她来，娜至少是个原人。安得列的身上，浓缩着一类男人。因为他们的自我状态不够强和粘稠，不足以战胜婚姻的腐蚀----解析性的文字，长在情节的枝干上，有节有序。看故事的同时，人物，心境，性格，互动关系，全都交代了。

　　托尔斯泰的一样绝技就是还原细节的能力，很多微观的情绪波动，被他写来竟成了一个贴心贴肺的河流转角----马斯洛娃受老鸨的诱惑做妓女，身世和对男人的否定只是间接原因，真正打动她的是老鸨向她许诺可以买好多漂亮衣服给她，她想象着自己穿上一件黑色锈金边的丝绒袍子……这个意象真正的把她击倒了，只是一件衣服的说服力。

　　想起纳博科夫有一次接受访问，记者问他“在《黑暗中的笑声》里，你写的很残酷，那个玛戈小姐，实在是太邪恶了“，纳博科夫说：“这好比教堂外关于地狱的壁画，你看见丑陋是因为我把它排出了体外”----我把这个理解成，体内的隔离带，亦是一个作家的基本素质。就好比，马斯洛娃她被法官误判到西伯利亚做苦工，绝望中唯一的一线光是那些男人，陪审员，法官，检察官看她的眼色，她想只要我不要瘦下去，事情就有希望。她唯一信任的，可以利用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和男人的兽欲，以及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必然。她根本也不去想那些辽远的，厚重的人生真理，这样她才能安全的保护自己的无为----还原人物的内心格局，毋论他是好人坏人，不伸出一只手去摆布，这种对人物的尊重，也是作家的职业道德。

     托尔斯泰伟大的文学天才，正是在对个体的珍视和冷静的复现之上。他写《战争与和平》，为的是阐释他的价值观：历史从来是由社会阶层金字塔的低端，也就是平民来谱写，而不是英雄。他的这部所谓俄罗斯史诗，就是一部编年史的日常事件集合，由小人物的积分积累完成，包括家佣，工匠，被俘的法国士兵。托尔斯泰的文学天才在于表达情绪的往复荡漾，微观起伏，细小动静。没有人比他更精于表达一个眼神，一丝念头，一缕情绪。人，家庭的质感。他复制意识流的能力极之高妙，读者无需再加以内心推理便能直接体味。

    文艺作品的重大价值，除了人文情怀之外，难道不正是对人性的客观公正的田野考察和记录？这就是为什么对鸡汤文深恶痛绝，它们避让那条黑暗长廊，来得到“光”，而这个恰恰使“光”廉价了，它们是一群搞的人性市场物价混乱，假货横行的二道贩子。好的作品是“途径是苦的，末端是光”（回到黎明的光芒会穿越死亡之幽谷），鸡汤文是“路径是甜的，末端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