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葛维樱

    1秒内，高1200米左右的山峰突然降下，形成巨大的泥石巨龙。首先滑行500多米冲上对面山峰，将半山腰的房屋直接铲起。“轰的一声，像大爆炸一样，石头都是往上飞。”王明珍的家离这时的龙头还有不到100米，“我眼看远处的邻居还在洗头就不见了，对面的山要冲过来了。”她拉着婆婆正要逃，“也就是几秒钟，山体突然拐了方向。山下的村子全都没了”。巨龙这一次做了90度转角，“像混凝土搅拌一样冲了1000米”，覆盖了山腰山脚的37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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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救援部队已经开始采取防疫措施，也越来越严格禁止外人进入灾难现场。武警仍并不忍心真的把寻亲者完全隔绝，“虽然防疫形势很严峻，可是谁都知道，我们不可能给他们救出亲人了，在这里看着，起码有一点点安慰作用也好。”徐忠不忍地说。村民还是每天都有几十人等候在现场，形成难以名状的绝望又坚持的气氛。每挖出房梁或衣物，他们就迅速聚集下去，看看是否是自己家的东西，如果是的话，那么亲人的遗体很有可能会随后找到。大多数人没有等到任何消息，村庄虽然已经毁灭，然而整体滑落移动后，屋和人的位置还需要辨别。他们也向部队描述过了，自己估计的房屋位置。实际上，大多被找到的是最高处的少数遇难者，低处的多数人可能完全被冲入了深渊。村子由黎族、布依族、苗族和汉族构成，高处的多是黎族，“祖辈都这么住”。
    一位黎族妇女失去了丈夫，她的家住就在山脚下，她每天在土堆上扒拉，手里提着一袋衣服物品，有时猛然发现自家的东西，会发出哭不出来的“呜呜”声。一个78岁的老人因为到山下插秧而幸免，然而老伴和孙子们全都没了。每天他提着一袋面包，在土堆上上下攀爬。“因为下大雨，本来应该去上学，因为山路被水冲坏，当天就没有去。”他们已经一贫如洗，唯一想做的只有守候亲人的遗体。他们可以在政府安排的安置点生活，却都无法待在屋里。现场只有挖掘机的声音和部队对讲机的声音，寻亲者安静得可怕，即使回去也不睡觉，每个人都红着眼睛，死盯脚下每一寸泥土。
    岑朝阳本来是被委派代表村民在现场一刻不停地寻找和探查的。他是村主任，现在却又因为村支书遇难，兼任了村支书。他的妻子在泥石流中遇难，至今也没有找到遗体。“我当时在路口和盖房子的人在说话，我全家都……”岑朝阳小声带过去。这尚未盖好的房子正是泥石流的尾巴没有带过的地方。岑朝阳一开始给救援部队提供了107人的人数，“后来发现有一家人都在山后插秧，是5个成年人，他们家的3个孩子也不在屋里，于是才确定是99人”。他的任务是在现场一刻不停地判断也许被挖出的死者身份，然后去通知家属前来辨认。岑朝阳被迫不得不和外界保持密切接触，然而当他晚上等挖掘机全部停工后回到安置点，首先做的是把得到的香烟分给村民们。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不想说话了，只想和兄弟们待会儿。”
    辨认是一件痛苦而艰难的事。本刊记者当场看到挖出的只有一个儿童是被家长立刻认出的。没有人在现场号啕或表达激烈的感情，他们默默护送着遗体，即刻送往殡仪馆。李树森姐弟7人还有家属们，已得到5位亲人的遗体，却已经没有一个人掉眼泪。“从知道的一刻，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只是觉得看一眼是个安慰，不管有多少……”他们都无法说出任何语言了，只是急切，看见后，立刻又转为震惊和悲哀。李树森辨认外婆其实只看到了耳朵和耳环，“是我们给她买的金耳环”。
    政府安排的两个安置点，总共有900多人，灾难后临近的山村都被地质队排查了一遍，有山体滑坡危险的人都转移了出来。真正属于大寨村受灾两个组的人并不多。安置点里有三餐免费饭食，外界捐赠的衣物时常分发，电影有时也放。不过不断反复播放的大喇叭里，还是地质专家殷跃平做出的对于这次地质灾害成因、性质等判断的录音。安置点里的大多数人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王丽娥的房间里住着4个女人，都是大寨村人，她们都是常年在广东打工，得知消息匆忙赶回，现在茫然地等待消息，大多时候相对无言。“我奶奶没了，她没有享过我的福，我多折一点元宝。”王丽娥不停地折着，已经有满床的元宝了，她对任何外人都要说一句“你们好辛苦”。（详见28期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