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观察者
包括总统卡钦斯基夫妇在内的96人全部罹难，无一生还。遇难者名单，几乎等同于一个总统班底，包括参众两院的副议长、国家安全局局长、安全部和外交部副部长、总统办公室成员和多名议员。如此猝不及防的惨烈悲剧，一个国家到底要如何应对？

在王鸿谅飞往波兰华沙前，编辑部的想象最后结晶成一个词：悲情。但是，在华沙街头，在克拉科夫的下葬地，王鸿谅发现的答案，是否定的。http://s11/middle/667cfcc4t84922ad6f06a&690

寻找答案的过程，根本就是两种文化不断碰撞的过程。将北京时间减去6个小时，就是波兰进入夏令时后的当地时间，可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远比这个时差换算要复杂。从北京至华沙的航班，在法兰克福中转，后半截的航程里，没有第二张亚洲面孔。在这个拥有3800多万人口的国家，华人也只有5000人。面对本刊记者的采访，波兰前内务部长亨利·马耶夫斯基和前总统办公室主任克什斯托夫·布什表达了共同的疑惑，“空难的确是一场令人心痛的悲剧，波兰损失了许多社会精英，是二战以后最严重的一次，这对波兰的政治的确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可是为什么要担心空难之后波兰可能出现不稳定的局面？”在他们看来，如果出于这种疑虑，根本没必要专程从中国赶来，“我们有《宪法》，一切按照法律和规则来，政府完全可以照常运转。”这部《宪法》的传承也让他们倍感骄傲，“来自18世纪五三宪法的传承，是历史上最早的宪法之一”。

当地时间4月15日上午9点半，本刊记者飞抵波兰首都华沙。距离4月10日早上8点56分的空难已经5天，举国哀悼还在继续。各地人群的涌入，使得市区克拉科夫大街成了华沙城内最拥挤的地方。这条南北向的城区核心主干道，连接起无数个地标建筑——哥白尼广场、华沙大学、总统府、神学院，还有圣十字教堂等5座天主教堂。路最北端的尽头，以齐格蒙特柱为标志，就进入了华沙古城，古王宫和更多的天主教堂都在这里，这也是波兰的特色，天主教堂夺得令人惊讶，城区随处可见这些带着钟楼尖顶的宏伟建筑。

这里是情感归依的去处。从4月10日的第一盏烛灯开始，总统府前用栏杆隔出了专门的悼念区域，没有警察，只有制服打扮的童子军们24小时轮班值守，从人群中不断接过新的鲜花和烛灯，再把那些熄灭的烛灯清理出来。总统卡钦斯基和夫人玛丽亚的遗体先后从斯摩棱斯克运抵华沙，安放在总统府最大的圆柱厅供公众告别悼念，1989年的圆桌会议和2003年波兰加入欧盟前的文件都在这里签署。圆柱厅的悼念从4月13日下午14点开始，到4月17日下午17点结束，除了每晚19点30到21点30分，其余时间全部开放。排队的人群彻夜不断，以总统府为起点，自南向北，绕过齐格蒙特柱折到街对面，队尾一路延伸到总统府对面更南的地方。七八个小时甚至更长的等待，只是为了圆柱厅里的短短数秒，没有嚎啕大哭、没有泪流满面，只是平静的道别，就像每个天主教堂里的祷告，安静、克制、沉默而又庄重。

这里也是历史与现实的纽带。二战期间，波兰人在德军的占领之下仍旧发动了1944年的华沙全城起义，结果德军报复性的摧毁了整个城市。华沙历史博物馆里播放的影片，忠实的记录下当时的惨烈，到处都是瓦砾、废墟和断壁残垣。战后重返家园的波兰人，就在这样一片废墟之上，依照古老的油画、素描和各种设计图纸，几乎原址重建了整个华沙，尤其是古城。不用任何言语，重生的城市足以展现波兰人的坚强和执拗。这种执拗，扎根在波兰人血脉之中，贯穿了那些艰难的岁月，成为整个民族赖以延续的根本，让波兰在经历了多次入侵依旧能够得以复兴。

这种执拗，也让华沙成为一个充满记忆的城市。仅仅关于华沙起义，就有475块铭文碑刻，散步在城市街头巷尾的各个建筑物上，记载着时间、地点和死难者人数，以此纪念死难于此地的战士和平民，平时就会有人在碑刻下拜访鲜花和蜡烛。在华沙历史博物馆里，有专门的展室，用特制的地图和灯光标记来展示这些碑刻的分布。“在华沙，历史是如此生动和真实，一点都不遥远”，曾任《新闻周刊》驻波兰主编的安德鲁·纳格尔斯基这样描述。他的祖父是一名建筑师，华沙起义期间在一条街道上被德军枪杀，如今在华沙的一所教堂里，他依然能找到“一块刻着祖父名字的木板”。安德鲁说，“如果你到华沙的国家公墓去，特别是在11月1日，也就是天主教的亡灵节那天去那里，你会看到公墓里全是来纪念的人，他们在墓前鞠躬、献花、打扫。这里不仅仅是家庭成员的坟墓，而且是许多波兰历史人物的坟墓，包括波兰作家、诗人、军人等等，人们也会同时纪念他们”。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当4月7日俄罗斯总理普京和波兰总理图斯克已经在卡廷共同举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规格悼念活动之后，4月10日，波兰卡钦斯基依旧带着这众多波兰政要和精英前往卡廷，去参加一场波兰单方面的纪念活动，也就不难理解，就像安德鲁说的，“纪念对波兰人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不可错过——卡廷70周年，这是波兰的日子”！

只是和旁观者臆想的悲情不同，波兰人如此牢记历史，却从来不觉得自己的历史要用悲情来定义。不管是由盛转衰、屡遭入侵、长达123年灭国的历史，二战的磨难，还是这次的空难，“波兰的历史就是这样，这些真实存在”，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历史教授彼得·弗朗拉什卡这样告诉本刊记者，“但是每一次的艰难，都会让人们更加团结，越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人们越会团结一致，相互鼓励，共同面对和抗争，努力寻找正面的意义，这就是波兰民族”。（节选取自王鸿谅发自华沙、克拉科夫的报道。详见17期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