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认为，儿童、妇女和老人构成失踪人口的主力军，然而在19世纪中晚期，青壮年男子的失踪案频发，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这些男人常在光天化日下神秘地消失，从此再无消息，给家人留下无限的疑惑和伤痛。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塞入条件恶劣的轮船，倘若路上没有死于非命，他们最终将到达南美、北美、东南亚的种植园、工厂和矿山。

    1888年，清政府派出的游历使傅云龙乘坐“我理别低号”从北美到达古巴，见到了种植园中“粗粟夜枵补蕉实，敝褐朝衣日未出”的华工。古巴当时才一百五十多万人口，却有十几万华工，从道光二十七（1847）年始，截至1874年清政府在容闳等人的调查基础上禁绝华工为止，共347船从香港、澳门、汕头、厦门等地源源不绝地运送华工到此，路上死于非命的便有17033人。在另一个华工集中抵达目的地秘鲁，华工们除在种植园中做苦工外，还往往充当糖厂、硝矿、酒厂、棉厂的工人。

    据统计当时被诱骗拐带出洋的华工总数有数百万之多，“诱骗”一事，大约是如常见的火车诱骗案，人贩子巧舌如簧，“跟我去一个好地方，我俩合伙做一笔生意”云云，男人们其实比女人更没有防备心，事就这样成了。吴趼人小说《劫余灰》，被选入阿英《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中的《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讲述的便是这样一个“诱骗”的故事。十七岁的陈畴应童子试，考中了第一名，喜报到家，却发现他是自从那日出了考场便连同两个同学一起不见了。家人找了很多年，母亲泪尽而逝，未婚妻思念未嫁，二十年后，方见一个黧黑的人回来了。原来是一个无赖光棍的表叔冒家里的名义接他下考，把他和同学骗至猪仔馆，用茶麻翻，送到南洋烟园去了。

    倘若把看得见的众生万象称为“社会”，看不见的那一部分大概就是所谓“黑社会”吧。黑社会的历史中，晚清一段大概是极辉煌痛快的，三大经典黑帮生意贩毒、贩人和偷渡全都进行得风生水起，从业人口达到了历史鼎盛。贩女人和小孩毕竟要以零售为主，不似贩男人，可以搞批发的，有多少搞过来，都可以销得出去。中国人毕竟是世界上最勤勉的民族，连黑社会也是如此，只要有生意，便有一大批人在那里埋头苦骗，把生意做大做强。

    陈畴故事的后半段其实是很励志的，一个颇有前途的读书人虽做了猪仔，也没有自暴自弃，先做了文案，学会了洋话，又做了家庭教师，招赘了铺主的女儿，长远来看，拿一个清政府的末日官换一个南洋富商做，不失为因祸得福。中国人倘若不是落入自己人的陷阱，到了世界上的哪里，都是很有出息的。如今政通人和，海清河晏，四海升平，“丢人”的事自然很少了，黑社会天天被打，淤血倒流行将就木，再也不复往日风光。然而眼下正值一年一度的春节运动会，出行的男女老少都要以小心为上，以防苟延残喘的黑社会施展亡命前的挣扎，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