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王韬到日本游历了一番，他走后，日本人对他的评价是“儿女之情有余，而风云之志不足”。作为《普法战纪》的作者，他在日本原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日本人很快发现，什么家国、进步、维新之类的想法，他是绝口不提的。冈千仞说他“议论不及当时，文酒跌宕”。刚到日本时朋友为他找了一处寓所，同时安排了一位阿朵与他朝夕作伴，九日后阿朵离去，阿药来了。除了侍姬一月中易两人，他还几乎无日不与妓处。善解人意的日本文人从此对他“只谈风月”。六月二十四日藤野海南在上野公园八百善亭做东道招待他，招艺妓三人，令王韬大出意外。海南是道学中人，呼妓侑觞是特地为他破戒。

    他刚到日本时看见艺妓不禁笑了，觉得她们脸上的妆容“白者太白，赤者太赤”。然而不久他便随遇而安，并迷恋上东瀛女子，日日在花天酒地中做活，几不知有人世事。面对日本人对他为何于知命之年还如此好色的直言询问，他搬出《离骚》香草美人、《国风》好色不淫的例子，并把王安石、严嵩都说成“不好色之伪君子”，以此高张自己“好色之真豪杰”的身份。王韬的言行在中国的文化中是有其传统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张扬的是文士风流，袁中郎以“托钵歌姬之院”为“五快活”，放浪形骸本是名士习气，然而这很难在日本人的人格逻辑中找到合理性。相良长裕曾赠他宝刀，“乱时杀人如草。悬之壁间，夜辄做声”。这勇猛刚烈的礼物并没有得到王韬的重视，颓放的紫诠笑道，“我生已无戎马想，岂求杀贼成公卿。”

    他是“自伤情多”的情教中人，仔细阅读他见到的东瀛烟花。在伊势源楼他遇到美丽的角松，回来后在日记中写道，“余青衫老矣，落拓天涯，苦无知己，今之爱角松者，譬诸天生一名花，不得不爱护珍惜之也。此意甚公，见者幸勿以私心测度。”他不仅为了他的欲望和爱情，作为文人，审美是他人生之目的。他与上百日本文士的来往酬酢中无非诗与酒，日本人尽管礼貌周全，他们的相互了解是有限度的，但他在日本女人身上已看到了何谓日本人。归来后他做过一篇名为《东瀛才女》的文章，评价日本女子是“天下之至无情者”，他看到她们做外国人的“客妻”，相处若干年后的离别中绝无一丝依恋，然而做人一日客妻，便有一日的操守，可以放心地把钱物全部托付给她，这点是柔情缱绻的我国平康曲院中人万万不及的。

    四月二十日他同小西、藤田等人到新富剧场观剧，演出的是阿传事迹始末，回来后念念不忘，终于做了一篇小说《纪日本女子阿传事》。阿传的堕落故事有点像前几年的文艺电影《讨人嫌的松子》，美丽奔放的女人被自我的热情烧毁，成为刑事案件的主角。然而他并没有随自己写的故事进入现代文学的序列，而是继续在强大的古典惯性下写作着烟粉灵怪。他老了。若干年后，东瀛女子以她们的身体和灵魂引导了郁达夫和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