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中，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孙新宇回忆起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当时，北京某著名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找到孙新宇，说自己睡眠不好，想开点药。孙新宇感到纳闷，神内的医生完全可以自己开药，怎么会专门来精神科门诊开药？这位主任解释说，想试试有没有更好的药物。

孙新宇开好处方单，和他寒暄几句，道了别。半个月后，孙新宇到昆明参加学术会议，和外院同行交流才得知，他自杀了。

“我当时就懵了”，孙新宇说，“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多问他几句，为什么睡不着就要跑到我这儿来看病，为什么家人不陪他来？这件事沉在我心里，一直到现在都很痛。这是我做医生的一个失败。”

这个故事的背后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医生也会抑郁。这个事实如同房子里的大象，它就在那里，大家都看得见，却绕着走。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APA)在2018年年会时曾发布了一组数据：在美国，医生的自杀率大约是一般人群的两倍多，而这个数字，几乎是所有职业中最高的。

在中国，目前尚无相关的数据。然而，一位从业二十多年的精神科医生向八点健闻提到，仅他所认识的医生中，就有两位自杀离世。

在《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中提到，有27.7%的医务工作者可能存在抑郁倾向，其中，有超过1/10的医生存在较高的抑郁风险。

而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份涉及了3万多名中国医学生的研究则表明，中国的医学生中，抑郁、焦虑、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分别是：29%、21%和11%。

在那篇文章中，作者还提到：对于主修健康相关学科的学生来说，心理问题可能会导致许多不良的个人和职业后果——“它们不仅会损害这些医学生的生活质量，增加自杀意念的风险，也会降低学业成绩、专业精神以及对患者的同情心”。

即使不考虑医生自杀类的极端事件，医生心理状态堪忧的事实正在大大降低普通人所能享受到的医疗服务的质量。

在美国执业的华裔精神科医生王丹昭也提到：这种心理情绪亚健康状态，与医生的职业倦怠、精疲力尽相互影响，直接影响这位医生的服务质量和安全性，“你可能就会对病人表现出不耐烦，显然会影响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甚至会容易出现差错，导致意外医疗事故……”

致命的顾虑：

他们为什么不去看病？

尽管种种数据调研显示出医生患抑郁的风险很高，在现实中，这个群体却“隐身”了。

对这个矛盾，多名资深精神科医生向八点健闻表示，他们曾多次听闻有同行遭受抑郁症困扰，却鲜有人前来就诊。

患病的医生们害怕病情被医院知晓，从而失去晋升机会、丢掉体面的工作。单是想象同事们异样的眼光，就会令他们恐惧万分。

一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们，他的病人中，便有两位，被医院调了岗，“一个去了图书馆，一个去了洗衣房……发现有精神问题，医院不敢让他再看病，上手术台了”。

当然，这位精神科医生随即也提到，以目前医院缺人的程度，让一位医生彻底地调去闲职，其实并不多见。但无论如何，一份精神疾病的诊断会妨碍一名医生的发展与晋升，“领导肯定不敢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有精神疾病的人”。

王丹昭讲到了国外的处理办法：由员工心理援助计划（EAP）评估其精神疾病的情况，以是否会影响工作作为是否需要调岗的标准。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杭州院区的心理治疗师刘志宏教授认为，“有病就治病，治好了该回岗位就可以回岗位了”。他介绍，抑郁症早期干预的话，“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

然而，刘志宏却不得不承认，医生群体中的这种对于精神类疾病的病耻感非常普遍，甚至在疫情初期的武汉前线，这种顾虑同样存在。

曾经作为援鄂医疗队中的第一批的心理治疗师进驻武汉的刘志宏提到，2020年初的武汉，医生们压力非常大，很多人整夜睡不着，就问（随队的精神科医生）：“我睡不着觉，你有药吗？”还会补充一句，“我没有心理问题的”。

“他们会一再强调，不要跟队里说，表面上的理由是怕给队里添麻烦，但实际上，应该也是害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甚至担心领导或同事对自己能力的评估会弱化或者降低。”

在一般情况下，许多医生对于精神类疾病的应对方式是拖延着不去治疗，哪怕心里清楚自己需要接受治疗；还有一些人则特意避开自己所在的医院，到外院甚至外地隐瞒身份看病，甚至不敢用医保支付。

来自上海的精神科医生吴悠（化名）提到了自己实习时就认识的一位主任医生——一位谈吐优雅、年纪轻轻就当上副高的“高冷女神”。女神平时不拘言笑，唯一的缺点是，脾气有些差。

几年前，多年未联系的这位主任突然找到吴悠，称自己的公公年纪大了睡眠不好，考虑是抑郁症，咨询诊疗方案。两天后，她再次登门，坦言得抑郁症的人其实是自己，患病多年，从来不愿意去面对。

主任告诉他，自己觉得遭人厌恶，时常想要自杀，非常痛苦。因为害怕病情被人知晓，不想留下任何医疗记录，便请求吴悠帮助。

吴悠帮她走了后门，开具了电休克和药物的治疗单。拿到药物后，她便与吴悠断了联系。

而令吴悠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一位同为精神科医生的师兄。

师兄同时也是一位心理分析师，才华横溢，出生于一个知青家庭，父母盼望能靠他买房，返回上海。毕业后，这位师兄却不巧分到一个分院的边缘科室，“很难收到病人，连主任都吃不饱”。

某段时间，因为家庭经济压力，置换房子的压力，加上晋升无望，师兄出现了抑郁症状，试图割腕自杀。

然而，事发后，院领导把师兄调至更加清闲的岗位。这一来，师兄的经济状况愈发艰难，一年后，他上吊自杀了，离开了人世。

多数时候，这种害怕影响职业发展的顾虑，使得医生们三缄其口，就算鼓起勇气寻求治疗，他们也总是对病情轻描淡写，微弱的呼救使专业人士都无法辨识，而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本文的开头所提到的，孙新宇所遇到的那名医生患者的情形。

一位患抑郁症的医生向八点健闻坦言，当抑郁降临在自己身上时，很难去正视它，怕别人知道，也不想被特殊对待。

“据我观察，大部分能够开口谈论这件事的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就或社会地位，比如本身已经是副高、副教授或者教授级别。他们的抑郁症早已成为了过去式。不再受其困扰，才会分享自己曾经的经历，站在一定距离进行自我审视。在没有风险的时候，医生才能更坦诚。”这位医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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