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的医生，谁来接住？

对于医生们所承担的压力，一位精神科医生掰着手指解释：“医生在单位现在遇到的问题有科研压力、临床压力、整个卫生系统的压力等等。” 而一旦这些压力超过了阈值，表现为抑郁、焦虑等等的各种情绪障碍便产生了。

对于自己体内这些不敢示人的异常情况，更多情况下，患病的医生会选择自我治疗。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原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姚贵忠告诉八点健闻，自己从业三十多年，很少在诊室里接诊患有精神疾病的医生。但他了解到，医护群体服用安眠药或治疗抑郁症药物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人。

姚贵忠分析，这是因为医生能够凭借专业知识，进行自我治疗，他们得到药物的途径也很广泛。一些人通过药物治疗就能痊愈，不需要看病。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心理学系主任官锐园提到了她听说的一些情况，不少医护人员出现一些与压力和心理因素有关的躯体症状，例如神经性皮炎、过敏性紫癜、胃溃疡甚至不孕不育等。也有的医护人员私底下在长期服用抗焦虑、抗抑郁等药物，但真正来心理中心或心理门诊求助的寥寥无几。

然而，如果只注重生物性的治疗，并不能解决很多精神心理问题。

“太懂（生物）医学，有时候反而会限制自己真正去寻求心理帮助”。官锐园认为，医生如果不会调解压力，无法处理自己和同事、领导、家人的关系，没有改变压力应对等行为模式的话，即使药物可以暂时控制症状，心理疾病依然会存在。

而另一方面，目前的医学教育对精神健康方面的缺失，也加剧了这种情况。

官锐园告诉八点健闻：“很多医生对身体健康这部分非常熟悉，但却仍然缺乏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辨识能力”。于是，很多医生“出现了一些可能是抑郁的症状，自己却并没有觉察，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抑郁了，可能只是认为病人对他不好，或者是自己能力不够……”

而这种情况下，“如果医疗管理体系能够给予关怀和支持，提高医护人员获取心理服务机会的可及性，如开设医护心理支持热线、推送心理健康知识链接、定期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等，这些方式可以有效地缓解医护人员的一些紧张状况和压力。”官锐园说。

姚贵忠也提到：在国外，医院需要设置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专家，由这些人负责对医务人员进行一些心理辅导。而在中国，目前的心理科针对的都是病人，对本院的医护人员心理问题干预得不多。

事实上，在上海和杭州的一些医院，早已开展起了巴林特小组项目。

一位中山医院巴林特小组的参与者向八点健闻解释：那是一种针对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的预防和干预团体项目，“可以间接反映医生的情况，如果主持人发现潜在症状，会建议医生就诊”，甚至还有，“护理部的领导陪同来看过病，还给批了病假”。

然而，有人也提到，巴林特只能作为早期预防，“一般真的抑郁了也不会到巴林特报案例了”。

那么，什么是及时而有效的干预呢？

一位就职于某知名精神疾病专科医院的医生L向八点健闻分享了她自己抑郁症的经历。

数年前，当她第二次站在十五楼的宿舍阳台窗边，有跳下去的强烈冲动时，她向最好的朋友发了消息，“主要是怕对方会因为这件事而有创伤，解释一下我的行为是我自己的选择。”

身为外科医生的好友电话马上追来，经过劝说之后，好友还给她留下了4个紧急电话号码，以防上手术时联系不上。

在好友的多番鼓励下，L找到了相熟的上级医师问诊。老师告诉她“这是个很宝贵的经验呀，你看你，以后对面抑郁症患者说他的痛苦，你就可以说：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们跟患者说理解，那都不是真的理解，你就不一样了”……

数年过去了，回想起来，L忍不住感叹：“虽然我扛了半年才真正开始接受规范治疗，但身边的人在很短时间内提供了非常专业的支持。这为我的抑郁病情的控制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些年来，她坚持定时复诊、服药，在这期间，她成功拿到了精神病学博士学位，留在医院工作。临床工作之余，她也继续从事着抑郁症相关的研究，希望能够为抑郁症患者做更多的事。

“也许有一天，等升到了副高，我会公开我的故事”，L说，那时候，“我就真正接纳了自己患病这件事，也接纳了自己的病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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