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一件长及膝盖的土黄上衣像裹在身上的大袍子，从袍子里伸出的枯枝般的脖子撑着幽灵似的骷髅头，使他看起来就是个行将圆寂的苦行托钵僧。 我一肚子怨气，急需一瓶冰藏的雪花啤酒浇个透心凉，可饭馆的那个大姐见我单点个花生米，还大爷似的对她大呼小叫，就冷下脸来，杯盘扔到我桌上就如扔来的是两块喂狗的骨头，我摸出一只皱巴巴的烟来向她讨个火，她全当风过，半天没有动静，弄得我叼根哑烟，端杯冷酒，更是英雄气短。 一进门，不知是谁呯地一声就关了门。阴沉沉的屋子里站满了人，男的，女的，大都比我老上一圈，齐刷刷都望着我，我就好比一只被突然关在屋里的小老鼠，一时不知道往哪里钻。 站在这般黑的夜里，别说东西南北了，感觉连自己在哪都不知道，如果你伸出舌头，那么舌头也会迷了路。 这样的夜晚，独自一人走在菜垅中，走着走着，我发现我已拥有了夜幕下的一切，无数的鸣虫在自在吟唱，身边灌溉的水沟打出叮咚咚的伴奏，这音乐全只为了我独自一人，我拥有广阔的原野，拥有清爽的风，甚至还拥有星星——虽然只有寥落的几颗，可惜没有月亮，不然我就拥有了完美的夜色了。 我们终于从黑暗走进了曙光，我们惨白的脸庞抹上了些许生气。我们继续走着，身上的霜露渐渐融化，如同一群僵尸被注入了精气，曙色已在我们的脸上点染了红晕。我们有点人样了，这从我开始有弹性的脚步看得出来。我们从死走进了生，从绝望走进了希望，从过去走进了未来。 火车的汽笛从远处传来，虽然我知道距离遥远，但我还是能清晰地听到。打很小的时候，我就希望，总有一天火车会把我送走，沿着那对闪闪发光的铁轨，将我送到遥远的地方，送到遥不可知的未来。那汽笛每天都在风雨无阻地召唤，每次都是三长两短的正式邀请，现在，不，明天，我就要响应它的召唤，接受它的邀请，它们会将我带走，带我去远方，带我去未来。 他们都不理我了，全当我是空气。我从街的这头一步慢过一步地走到那头——长长的一条街，没有一个人拿正眼看我。街上有几条狗，从前一见我就狂吠不已，现在狗嘴都不咧一咧——狗都不理我了。 因为我摔了一跤，摔得我奶奶痛了三个月，愁了一整少年。我屁事没有，要说有点事，也真是屁事，摔倒时墩了屁股，有点痛，不算事，但时候不对，大年初一一大早摔倒的，这个就厉害了，不得了，我奶奶见我一骨碌爬起来，扭转身就进屋去，一边念念叨叨，一边就在我爷爷的遗像前烧了三根香，见我在边上傻乎乎，就拎了我过去，勒令我叩了三个响头，百无禁忌。虽然，我奶奶到底憋不住，逢见三姑妈六婆母就说我大年初一摔跤，怕是流年不利，秃头林大师打我露头呼吸就断言，逢七遇杀，七杀难逃，弄得我改名换姓，当猪做狗，父亲是块石头，本人是个狗宝，就是人难做了。果然七年之难有兆。三姑六婆齐声叫苦，于是我奶奶皱着眉头看了我一年。那一年我喷嚏都没打过一个。 某来到这个世界，见识到的最疯狂的家伙就是所谓的命运女神了，这位女神——经病发起神经来既不讲究怜香惜玉也不懂得以德服人，全凭一时喜怒哀乐，视天下人如草芥，玩弄英雄与狗熊于股掌，芸芸众生皆因她喜而喜怒而怒哀而哀乐而乐，最气煞人的——某不幸沦为其哀部玩物，呜呼哀哉！ 去年接连去了几位大人物，举国哀悼，有段时间院子里的人互相问候的方式就是抹眼泪，似乎不如此无以表达最最最深切的哀思，就连平日里批不垮斗不臭的，一天到黑嬉皮笑脸的作业叔也一本正经不苟言笑起来——人人都哀思满脸，任谁也乐不起来，作孽作到如作业叔般人物也不例外，那时节他若嬉皮笑脸，显得是个特立独行的神经病不说，革命群众的铁拳铁蹄非得把他碾为齑粉不可。那愁云惨淡的架式，说是世界末日并不为过。今年春上，老地主婆也死了，死在这个鸡不啄狗不嗅的旮旯里，除了杨三爷一声叹息外，再无动静，经过门口革命群众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老地主婆悄没声息地躺在门房里，风轻云淡，望断南飞雁，突然发现，这世界依然还在，不管天地间发生了最最最大的不幸，亦或发生了最最最小的哀叹，全不关这世界屁事，没了谁，地球都还是应付自如地转个不停。 我做梦也想不到，我鲁莽的破门而入会把他们的爱情(就像他们床头断为两截的白蜡烛一样)拦腰撞成两截，亏得他们之间还有一丝不绝如缕的(如同白蜡烛中那根棉芯般)情份牵扯着，才不至于永远劳燕分飞，但这一撞，也使得他们再次重修旧好已是三年之后了。 四十八年过去，当我的孙子拉我去平顶上看他堆的雪人时，我仍然能立马回忆起他四十八年前的形象，一个不规则的圆锥上垒着一个规规矩矩的圆头，笑弯弯的眼睛和大嘴中间耸一根红红的蒜头鼻。 曾师傅的形象寥寥几笔就有模有样了，我想再多描几笔，又似乎有点无从着墨，零零碎碎点缀上去的几百字我又划掉了，不能传神的话，你就是描上三百笔五百笔甚至把纸描得全黑又抵屁事。但我又觉得曾师傅还仅仅只是我孙子拉我去看的呆呆的雪人，不鲜活，于是我又写道：我每次去1号窗口打菜，他上半身肉都是四平八稳(因为从窗口看不到他的腿)堆在窗中，见是我总是咧嘴一笑，没掌菜勺的那只手横揩一下红鼻子，似乎是要遮掩一下接下来的徇私活动——满满一勺子菜盖在我的钵子上，动作麻利又果断，四十八年后我仍能闻到那热腾腾的油香味儿，曾师傅也就整个儿活灵活现了。 勺把街本身不仅丑，而且臭，勺把街的人也大多丑恶，不仅容貌，而且心灵，这条街是县城的一根盲肠，大多数人都闻风避而远之，然而眼下寻常人虽还是绕着走，三教九流，流氓混混却趋之若鹜，因为这街上眼下有一样东西新奇又好看，新奇的是吕保长的女儿在街尾河岸的驳船上开了个活鱼馆，好看就是吕保长的女儿长得真好看。她消失了三年，没人知道那三年她去了哪，眼下她回来了，花枝招展地回来了，她脸上的脂粉，她半透明的纱衬衫——里面的乳罩不是红的就是黑的，她的肉色、黑色、网格长丝袜，她的尖头细跟高跟鞋，凡此种种，一下子把县城的时尚指数拨高到了传说中的上海水平，有点见识的更说吕老板是香港回来的，代表香港水平，不管什么水平，大多数去吃鱼的人都是嘴里剔着鱼刺，眼里盯着美女。 我最讨厌那些假惺惺的慈善，他们装得像救世主，他们从指缝里弹出来的一点塞牙缝的残渣为他们赢得了好名声，我讨厌他们，但我受之无愧，谁叫他占得太多，我要当这个世界上最高尚的穷人，我好吃懒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他们的伪善日久天长，我想，他们应该感谢我，而不是我应该心怀感激，也许我该对老天感恩，因为老天眷顾我还活着，但我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对财主们的施舍说一个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