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很有幸地在临湖轩听了一场讲座，记得上次来临湖轩还是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的时候。临湖轩是我特别喜爱的北大一景，来来回回路过总是张望张望。曲径通幽，庭轩分明，尤为难得是那份安静。当然，安静来自于那块游人免进的牌子，隔开了在未名湖畔拍照留影熙熙攘攘的大军。说这个有点远，因为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文化相对主义。

如果翻译成大白话，我觉得文化相对主义不过是在说“理解万岁”，理解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别那么绝对，尤其是别用绝对的标准去扼杀别人就和你不一样的自由。

只是谈何容易。甚至这套话语以及下午讨论的人类学自己的前世今生，都透着一种味儿，一种洗不干净摘不去的味儿。

我怕听绝对的话，甚至怕听不让说绝对的话的绝对的话。不知怎么的，我本能地会想到另一面，想到一些无法统合的东西，这些东西让我觉得不舒服，却又产生快意。密尔最打动我的是他说自己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以及他落落寡合的小公务员的气息。我更容易相信一个不太自信的人说出的话，因为我觉得他/她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且没有把于己不合的观点像“臭虫一样捻掉”。

真的谈何容易。这真的不是关于摩尔人和非洲的问题，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他者”不仅在西藏、新疆、阿拉伯和祖鲁人的部落，“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我们都在面对“理解”的问题。只是，在某些场合高呼的自由，在其他场合就变成了附加在别人身上的枷锁；在某一个时刻觉得自己是被压抑的奴隶，而在另一个时刻压抑着别人还振振有词。趋利避害的选择，使得真正地理解变得如此困难，甚至让高呼理解万岁的人的高呼在有些时候听起来都有点尖利而不是贴心。

我绝不反对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相反，我太喜欢了。喜欢到我甚至不愿言说。因为我害怕我一说出来就带着某种振振有词，又带上了我竭力想摆脱的调调。福柯说喜欢沉默，他能从沉默中找到美感，而我也觉得一种真正内醒的力量应该是沉默的。

对内，有沉默的自省；对外，有制衡的渠道。这是我理想中的“相对主义”。演讲者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不要高估相对主义的方法。我是觉得，只有什么时候这个东西不是方法了，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一部分了，理想才有希望实现。这理想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至少不完全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而是反诸与人。因为一切的落脚点仍然是人，一切的希望也还都在人本身。正如临湖轩，我在喜爱它的静谧美丽的同时，也会想到那块小小的权力指示牌。这不妨碍我的依然赞美和喜爱，但是至少，我不会毫无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