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淘了一圈衣服，搜寻了几家美食之后，终于开始咂摸出点广州的滋味了：这个城市有一种内在的昂扬。在会过日子这点上，广州和成都有几分相像。去这两个城市都是冬春之际，很多地方还捂得严严的，而这两地都已遍地绿荫，花虽还不繁茂，但也丛丛处处。我在两地看到的共同景象是，老树红花之下，小区里的老年人支几桌麻将，玩得起兴。吃也都讲究，成都的美食不用说了，广州的美食也相当了得，让人只恨少长一个胃。在街头的小店吃吃快餐，就有不少美味让我留恋。黄鳝饭、酱香生肠饭都很不错，双皮奶、姜汁撞奶也是我喜欢的甜品。夜生活也相似，都是早上从中午开始，中午从晚上开始的。另外，广州的服装很漂亮，中东人，非洲人大包小包的到这里搞批发。讲吃讲穿，能玩会玩，这日子过得就相当不错了。但总觉得广州除了过日子外，还隐隐地有一种内在的气质。这和成都给我的感受不同，成都人“雄起”，被逼到国破家亡的时候，成都人也当仁不让，但“雄起”完了还是安逸。虽然又辣又麻，但休闲，安逸，天府之国改不了绵柔的内里。而广州，有自己的性情。

到达黄花岗烈士陵园，正是浓云渐起，风雨欲来的时候。仔细看过纪念碑上密密麻麻的人名，发现很多烈士的年龄都在三十岁上下，是人生中步入成熟，不再浮信轻言的阶段，因而这种深思熟虑后的牺牲，更让人感慨无已。而寻觅烈士遗体，并冒险埋葬的是一位新闻老前辈——广州《时事画报》的创办人潘达微。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以记者身份为掩护，多方奔走，亲自选址，筹款，甚至典当祖屋，终于在此地安葬英灵，并将原来的地名“红花岗”易名为“黄花岗”。

凄凄风雨，烈烈黄花。我始终觉得，这种死难的精神具有超越性，超越了捍卫自身利益的揭竿而起，也不是陷于绝境后的逼上梁山。广州实在是个富庶的地方，海外贸易的传统，近在咫尺的香港的影响，华侨的资金输入，深入毛细血管的商业气氛，让广州的经济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高度商品化，整个广东在解放前保守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有海外关系。朱文轶在《进城：1949》中提到，广州刚刚解放的第二天，长堤就站满了小贩，试图向士兵和军官兜售从香港那边倒过来的手表。而城区的枪声甚至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广式茶楼就已经把“烤乳猪”的牌子挂了出来。这样一座钟情于生活图景的城市，如何能在灯红酒绿中保有烈烈黄花的一席之地，而且是如此让人感佩唏嘘的一块精神园地。小日子与大情怀，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交织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