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较早系统介绍晚清西学东渐规模及影响源流的学术著作，本书以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从西学传播所涉及到的传播主体、传播机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受众和对象等方面入手，系统归纳了从明末清初以来西学东渐的潮流大势及西学传播所凭借的途径，从传教士到译书馆、教会学校、教科书、西学报刊出版机构及产生巨大影响的西学传播个人，无不详细深入地进行说明，一一罗列各项史事。无论是从史料搜集角度，还是对西学传播途径的系统整理上，本书都以其广博扎实的史料功底和详细的论述说明，为这一领域的开拓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整部著作结构严谨脉络清晰，资料翔实丰富包罗万象，蔚为壮观。其百科全书式的广博视角，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真可谓“板凳要坐十年冷”，在那个信息检索尚不发达的年代，能够搜集如此数量众多的史料并将其统筹贯穿于一部著作中，作者对史料的罗掘钻研精神和不畏艰难的开拓精神不仅为后来的学者树立了榜样，也为这一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使本书成为研究晚清西学东渐问题的学者们所必备的重要参考著作之一。

本书一至四章首先以明末清初到晚清时期西学东渐过程中有影响的个人为重点，进行系统梳理和介绍。西学东渐之风始于明末清初，以西来的传教士为先导。以利玛窦为代表的第一批最早来华的耶稣教会传教士，本着传教的目的开始了西学输入和西学中国化的努力。耶稣会传教士虽然在欧洲以保守著称，但其在西学东渐方面仍然作出了不少贡献，引进了当时西方一些较先进的科学知识。本书从天文、地理、生物、医学、数学、物理、音乐、绘画、建筑等各方面将其成果一一梳理，列举了各个领域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概括了其主要内容、编纂体例、成书经过、特点特色。针对传教士们的努力效果和西学东渐的影响范围情况，作者对这一时期中国士大夫的回应做了一番系统总结，列举了当时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征、王锡阐、梅文鼎为代表的积极吸收西学的士大夫群体，认为他们的共同点是能以博大的胸怀和平和的心态接受外来文化，在了解了西方文化的长处后，勇于吸收。在洞悉了中国文化的短处之后，勇于揭短，同时能正确衡量中国文化的价值，不盲目迷信也不妄自菲薄。对于积极吸收西学的士大夫的对立面，作者也指出当时存在不加分析，强烈排斥西学的士人。对于明清西学传播的范围，作者认为其影响主要限于士大夫中间，发生的区域也以江浙皖地区最为集中，从辐射的广度和影响力来说，总体上还是有限的。作者同时指出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西学的传播有关。时光转至清末，西学东渐的潮流开始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时的先锋则以基督教新教教会为先导。以马礼逊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先在马六甲、新加坡等地进行传教活动，开办印刷所、学校和医院。作者以这一时期传教士们出版的各种刊物书籍为线索，对其内容进行了梳理。五口通商之后，传教士开始在通商口岸开设印刷所，以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和上海墨海书馆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印刷机构产生，其同时从事著述翻译工作，从而产生了以王韬、李善兰、管嗣复、张福僖为代表的翻译者，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仍以西人口述，华人笔录润色为主。面对鸦片战争后的新形势，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睁眼看世界，经世思潮兴起，林则徐、魏源等士大夫发奋图强。针对这一时期西学东渐的情况，作者认为西学传播仍然局限于少数通商口岸，主体以传教士为主，影响有限，一般士大夫对于西洋人仍旧存在严重的偏见。

本书第五章到第十三章中，围绕西学传播的机构和媒介：新式学校、译书中心、新式报刊杂志及出版社等，以教会学校、同文馆、广方言馆、格致书院、《万国公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为例，对晚清西学东渐的传播媒介进行了梳理。在介绍新式学校时，作者认为其相对于中国传统教育而言，具有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联系更加密切、教学方法比较合乎知识接受规律、强调发挥学生主动性、注意锻炼学生体魄的特点。针对过去相关研究对新式学校课程设置不够重视的缺点，本书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对新式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西学东渐后一般知识分子的反应，作者以《格致书院课艺》为个案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认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于西学虽然已经不再是全然不知，但存有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当时甚有影响的“西学中源论”便是这种认识的一种体现。对于晚清西学报刊情况，作者选取了当时介绍西学最集中且最有影响的《万国公报》为例，从分析其创立缘起入手，对其所连载的《格物探原》、《自西徂东》、《百年一觉》等篇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肯定了晚清报刊在传播西学方面迅速及时且更有针对性的优势。作者在考察报刊杂志本身的同时，对其社会影响力和当时社会大众对西学的心态分析也十分重视。在本书第十章中，作者以《格致汇编》和《格致新报》的读者问答栏目为主题，对其提问情况和读者分布等各方面进行了详实的统计整理，认为当时西学已经为中国社会普遍认同接受，其前后变化也体现了随着西学传播的深入，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西书出版机构的发展状况，作者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三大系统，分别对其时代特点进行了总结，并以美华书馆和益智书会及其所出书籍为例进行了梳理介绍。对于官办译书机构和传教士所办译书机构，作者选取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对其译书规模、地位影响、所译书目进行了论述。

从第十四章起，作者以晚清为西学东渐做出较大贡献的三位外国人：傅兰雅、李提摩太、林乐知为典型，对其生平著述等各方面的事迹进行梳理，各立小传分类整理。第十七章中则对过去一直较少系统研究的日本在晚清西学东渐中的中转站作用及影响进行了讨论，其在教科书和新名词方面影响的研究，开此领域之先河。在第十八章中，作者对晚清中国的三类译才进行了分类论述，以严复、林纾为例，对其在西学东渐中的杰出贡献开展了全面的评价。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总结概括了从明末以来西学东渐的整个脉络，围绕社会大众对西学的态度接受度和心态变化为中心进行论述，生动展示了中国人对西学由排斥到接纳的态度转变。在最后的小结中，认为中国在于西方交往过程中，决不会全盘西化，而是在西化和化西的矛盾中不断前进。

熊先生在绪论中曾经对本书写作时“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这一课题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概括，他指出在当时这一课题研究的总体水平是比较薄弱的，其主要表现在对史料的挖掘整理方面的缺失、西学书目不够完整需要进一步整理、对社会影响的研究相当薄弱、对晚清西学传播全过程缺乏综合研究四方面。为了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作者在本书中特别注意了对各种史料材料的搜罗整理，并在书中附录摘抄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对于晚清西学东渐的各种书目进行了整理，制作了汇总表格以便读者查阅；在书中辟出专章，对晚清西学传播过程的社会影响进行专门的讨论；将西学传播全过程结合传播对象、传播主体并将其至于时代大背景中进行综合分析。虽然限于本书的篇幅与当时资料范围所限，并不能完全涵盖所有领域，但对于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对于系统梳理晚清西学东渐的脉络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针对晚清西学东渐的进程、影响和主题，作者在对史料进行整理概括后认为可分为四阶段（1811-1842、1843-1860、1860-1900、1900-1911），以四大因素为影响要素（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传播媒介、译书方式、译书机构）、五大主体为西学东渐之主要内容（了解世界、求强求富、救亡图存、民主革命），条理清晰，论述清晰。本书的论证便是始终紧扣这一主题而发，其每一部份都可扩展为一个领域的研究，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