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文化》是王笛教授的一部名作，这本书令我感觉相当有亲切感，这也许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特色，毕竟新文化史所关注的是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就王笛教授这本书而言，我觉得他选择街头文化这一独特的视角，看似剑走偏锋，却也显示出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与深厚的史料功底。他通过对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30年代成都街头文化的解剖式分析，为我们展现了处于社会大变动状态下的普通民众的生活以及这种大变动对普通民众所造成的影响。

前近代社会成都的街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空间，这可能与中国政府历来缺乏有效的市政管理有关。街头是成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成都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载体，街道的布局也体现城市的规划理念。值得注意的是街头两边的店铺与茶馆，这是与成都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街头还是一个社区，在这个社区内，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极为熟悉，有共同的风俗，遇到难处也能相互帮衬。活跃在街头的人物可谓各色人等，应有尽有。有为家庭生计奔波的小商小贩、工匠苦力、民间艺人；也有一些江湖游民、善男信女；还有公共妇女以及聚集在茶馆无所事事的忙人闲人等等。这些人物活跃在街头，构成了街头文化的主体。也可以这样说，是他们创造了成都的街头文化。

近代化开始以后，街头文化的许多传统要素被地方精英视作落后的东西而面临着改造。作者认为，改造的力量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肇始于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主要由非官方的精英人士领导，二是由清中央政府主持、地方政府积极倡导的20世纪初的‘新政’。”（157）在这场改造运动中，许多西方的东西被引入了成都，同时很多传统的东西被改革。商业场地建立吸引了众多的消费者，也改变成都人的消费方式，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城市景观，使得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园的建立也是这场改造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也使得成都的公共场所得到了优化。地方精英的注意不只是在商场、公园这些硬件上，他们还对传统的文化进行大幅度改革，特别是在对待旧戏曲的问题上。他们担心旧戏曲会给人们的思想行为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对旧戏曲进行了改革。按照新的规定，所有戏文在公演前需交警察局审查，警察甚至有权禁演某些节目。除了改革的旧的，改良者还引进新的娱乐方式如电影等丰富大众的娱乐生活。在物质文化上，成都出现了新的交通方式，这也大大便利了成都人的出行，而自来水的引进则方便了成都人的生活。总之，经过一系列的改造，成都越来越像一个近代化的城市。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成都居民传统的生活方式遭到改变，传统的公共空间也被压缩，这无疑会引起民众的反弹。

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是成都在近代化改造过程中的重要举措。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是没有警察的，这完全是效法西方和日本所建立的，甚至包括警察这个词也是从日语中引进的。警察机构建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是成都街头的控制，这种控制又是多方面的。警察制定了交通规则，并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对商业活动进行限制，清理小摊小贩，管理市场活动；整顿城市公共卫生；打击流氓、赌棍，清除街头乞丐；控制市民公共生活等等。应当说，警察的这些行动对于成都城市环境的优化是有很大作用的，值得注意的是，警察所管理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他维持治安的基本职责。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认为的，“成都警察是市政府的早期形式”。227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讲，警察的设立无疑加强了对市民及其日常生活的控制。这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一些人的传统利益由于警察的介入而遭受损失，传统的生活方式也被迫改变，这就使得很多人对改良运动持反对的态度。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何社会的进步总是要负出一定的代价的。近代警察在促进一个城市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对于成都来说也是如此。

街头作为成都人生活的空间，虽然方便了邻里之间的交往互助，但也难免会有一些冲突。家庭内部的冲突往往会成为一个社区的公共事件，在家庭冲突中，女性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她们通常会跑到外面以寻求邻里的帮助。在茶馆中，也不乏闹事者，或者是因为一些小事而爆发的争吵冲突。本地也往往会排斥外来的人。妓女和穷人这些极端弱势群体也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抗争和诉求。在近代化的改造中，一些妇女也开始挑战男人的世界。她们突破传统的束缚，张扬个性，穿时髦的衣服，烫时髦的发型，出入各种公共场所，尽显新女性的风采。处于近代社会中的成都，其传统的街头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治局势变动的影响。在晚清的革命浪潮中，精英们将街头作为他们动员民众的重要场所，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动员也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过，晚清的那场辛亥革命与民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民众对于何谓革命根本无所事从，甚至于他们把革命动员搞成了一个大联欢，就像是过节一般。步入民国，成都经受了巨大灾难，特别是几次巷战所带来的创伤。革命摧毁了一个旧世界，却没有为大众建立一个新世界，他们依然处于贫困受压迫的境地。这无疑是革命的悲哀。

在本书中，经常出现地方精英这个词，然而作者并没有具体界定精英的范围。不知是作者有意回避这个问题，还是出于其它方面的考虑。就我个人理解而言，作者所指的地方精英应当是地方上的一些开明士绅，可能还有一些买办。这些人受到西方的影响比较深，对于中国落后原因的理解也比普通人深刻，因而对于社会改良的愿望和动力也更加强烈。重要的是，他们在地方上享有较高的威望，手中也握有较多的资源，也有可能去推动地方的改良。而且，在革命中，这些人也根据自己的利益倒向了革命，加速了清王朝崩溃的进程。每读到精英这人词，我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们或许太过重视精英的作用了，但是我们也应当明白精英也是从普通人中走出来的。他们与普通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不同之处可能在于他们有权有势。然而，在中国社会，这种权，这种势，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得来的呢？或许他们有领导民众的责任与义务，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民众的力量。有人会说民众总是愚昧的，问题所谓民众的愚昧是怎么形成的，难道他们生来就愚昧吗？肯定不是。

再谈一谈我对本书的整体观感。作为新文化史的一部名作，王笛教授想要向我们展示的恐怕不只是成都市民的吃喝玩乐，还包括这种大众文化在近代中国的转型中所产生的变化。梁启超将二十四指斥为帝王将相的家谱，确实，我们的历史更多地关注的是上层社会的兴衰。对下层民众的研究少之又少，而新文化史则弥补了这一缺憾。在《街头文化》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成都市民真实的生活状态，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吃喝玩乐，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些令生活底层的我倍感亲切。这样的历史或许非常琐碎，但却极为真实。而这种真实，才是活灵活现的历史。至于本书所采取的叙事体的写作方式，我觉得作者是深受西方的影响，西方的传统史学所采取的手法也是叙事体。这种写作手法有其显而易见的好处，描写细腻、栩栩如生，可读性强。但是过分注意叙事使得全书的分析略显薄弱，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书的学术价值。本书还谈到了城市改良问题，我想这对于今天的城市仍不失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成都在近代化改良中，警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其所采取的方法往往是比较硬性的规定，显得没有人情味，也忽略了成都的传统。那么，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中是不是可以从中汲取一些教训呢？过分追求高楼大厦而强拆民房，过分强调市容整洁而清除小贩，过分看重政绩而大建毫无意义的面子工程。而民众真正关心的住房、就医和教育却使终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这难道是我们应该要的城市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