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营中）必有禁卫之士，诃讯出入，沛公恐不能辄自逃酒。且疾出二十里，亦已移时，沛公、良、哙三人俱出良久，何为竟不一问，……矧范增欲击沛公，惟恐失之，岂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者，史固难尽信哉！”

    在董份看来，项羽的营地内应当禁卫森严，刘邦进出军营，肯定会受到盘问，不可能说走就走，想跑就跑。而且刘邦、张良及樊哙等人离席很久，项羽不会毫不警觉，不置一问。更何况项羽的高级智囊范增心心念念要在席间击杀刘邦，以除后患，怎么会容许刘邦等人在外磨蹭许久？董份因此感叹说，历史书也不可尽信啊。

    董份自号浔阳山人，有《泌园集》行世。此人为官不仁，为学略有所得。钱锺书评论说，董份对《鸿门宴》的质疑“入情合理”。不过，司马迁在描述刘邦逃酒一节还有这样一句：“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看来，粗莽如项羽，也并非傻头傻脑到“竟不一问”的地步。只是陈平如“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不来”，至少应算“漏笔”。

    《世语新语》记载蒯越、蔡瑁请刘备赴宴，试图“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钱锺书认为这是模仿《史记》鸿门宴一节而加以附会。刘备的“伪如厕”，分明是效仿刘邦的“尿遁”故技；只是蒯、蔡欲效仿范增故智，怎么会愚蠢到忘了前事之失，而仍疏于防范、懈于追踪呢？

    清初大诗家钱谦益认为司马迁之“史笔”胜班固远甚；如写鸿门之事，司马迁详细描述了沛公、张良、项羽、樊哙等对答之“家人絮语”、“娓娓情语”、“諈诿相属语”、“惶骇偶语”之类，班固却全部忽略不“记”。

    钱锺书认为，钱谦益没搞清“文笔” 与“史笔”的区别。“文笔”讲究绘声传神，“史笔”讲究确凿可信。司马迁擅长设身处地、代作喉舌，班固则笔法谨严，不喜润色增饰，所以不如司马迁的文字有神采。可是文史有别，不能因此认为班固的“史笔”不如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