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余光中在谈话时风趣地提到，他在大学时代读到《围城》后，立即成了钱锺书的“粉丝”。迄今为止，他已经看了十多遍《围城》，其中的人物、情节历历在目。 

正文：

    是日寒风袭台，余光中先生头戴小帽，侃侃而谈，声音不高，语调不急，纯以内在的诙谐与机锋取胜，细听细品，极为过瘾。

    余光中在谈话中评论了钱锺书的小说《人·兽·鬼》和《围城》，认为他“以散文家的笔法加上戏剧家的对话来刻划人物，讽喻世情，活泼生动，堪比英国的费尔丁、王尔德，又像《唐璜》作者拜伦，夹叙夹议，就像引人入胜的说书人。”

        余先生又谈到，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家里，才学并高者，应推钱锺书第一。才气能与他相比的，倒有几位，学问能与他并胜的，就很难找了。他的渊博兼通古今中外：《管锥编》包罗了文、史、哲三门；《谈艺录》与《宋诗选注》于诗学探讨极深，前者尤其是中西逢源的比较文学，为传统诗话开拓了新疆。钱氏家学渊源，父亲是国学名家钱基博；加以西学不但深邃，更通数国语文，便于旁征博引。但是他对“新学”，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并不佩服，尤其不屑新诗，所以用白话来创作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和一本单薄的小品文集，却从不写新诗。这和民初的许多名家，包括胡适、周作人、冰心、朱自清、梁实秋等人，年轻时都写过新诗，很不相同。

　　钱锺书年轻时和杨绛相恋，写给她的情诗竟是七言律诗，词句更从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化出，足见他一早就深于旧诗而疎远了新诗。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新耳目的就是为钱锺书与张爱玲各辟一章。钱锺书不是左派鼓吹的“进步作家”，正如张爱玲不是现代派标榜的“前卫作家”。钱氏晚年名满天下，但早年的知音不是什么新文学家，而是旧诗的同好如“李丈拔可、徐丈森玉”、郑朝宗、吴宗匡等人。钱氏其实是积极意义的保守主义者，深心继承的是始于杜甫，辗转经过韩愈、李商隐、黄庭坚、元好问而集大成于陈散原的沉郁顿挫，苦涩回甘。所以他历论古诗罕提李白，偶及苏轼，更无论元、白。

        在当晚桃园一家餐厅的小聚中，余先生及叶嘉莹先生即席吟唱诗词数首，颇为有味。叶先生好像吟唱了一首很长的咏莲的古风，声调轻柔，音韵婉转，挺投入的。她还“勒令”一位台湾学者用闽南语吟唱了几首杜甫的诗，蛮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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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钱锺书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