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纪录片领域，人们从来是强调“合作”和“团队”的精神，现在已经有大量专门游走于各纪录片电影节以及纪录片基金会之间的经纪人团队。纪录片说到底也是一门“生意”，和任何市场一样，它也需要宽松的内部环境和专业人才。纪录片《海豚湾》讲述的是日本小渔村和歌山太地町常年上演的惨无人道的杀豚事件。本片获201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

2010年12月，广东国际纪录片大会和北京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相继开幕，国际的纪实影像在中国不再是寂寞的风景一道。随着央视决定每年投入5000万元，从2011年第一天起正式开播纪实频道，纪录片仿佛将在中国“迎来春天”。然而，在日益商业化的电影市场，“不赚钱”的中国纪录片与国际的真实差距又有多大呢？

我们可以举数据为例，早在2005年，法国制作的纪录片达到了2000小时，其中1250小时主要由法国的国家公共台播出，在法国三台，平均每天就有1个多小时播放纪录片。而中国的年均纪录片产量仅为约1000小时，而且播出时间极为尴尬。央视的纪录片制片人陈晓卿曾经撰文调侃，自己当年跋山涉水和同事们好不容易拍出来的一部有关中国北方森林的环保纪录片，一般只能在午夜一点多播出，“主要给崔永元这类失眠患者服务的”。

另外的差距还体现在政府的支持上，据记者了解，美国电影制作人拍摄纪录片是可以获得政府50%的资金支持的，在加拿大，一些纪录片项目还未开始前，就拿到20%左右的退税，有的甚至超过45%。政府合作制作的优惠，也是纪录片资金的一个来源。这成为中外纪录片的另一个差距。

但播出时间和政策上的差距还不是最为关键的，更重要的差距是整套纪录片的游戏规则和专业人才的缺失。中国的纪录片制作者，大部分还属于“单干户”，缺少职业团队的运作。曾凭借纪录片《1428》在威尼斯影展获奖的中国导演杜海滨，曾抱怨说“片子拍出来，不知道观众在哪儿”，纪录片制作者既当导演又当经纪人的“身兼数职”现象很普遍。

而在国际纪录片领域，人们从来是强调“合作”和“团队”的精神，而不可能依靠制作人独来独往。一个专业的销售团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优秀的导演。澳大利亚的著名纪录片导演阿曼达·金谈到澳大利亚纪录片行业模式时说，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电影版权法规十分繁琐，但电影制作人在拍片前必须研究透彻这些法规，但这势必消耗精力、影响拍摄。因此，纪录片经纪人和基金会的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

其实，国际上现在已经有大量专门游走于各纪录片电影节以及纪录片基金会之间的经纪人团队，为纪录片制作者们牵线搭桥。这种预案销售的国际纪录片市场模式，实际上是卖点子。因此，随着国际纪录片论坛、基金会的兴盛，国际纪录片有了“卖出去”的更多途径。过去，大部分纪录片不赚钱的原因在于制作人大多在制作期间就将电影卖给当地的电视台，这需要支付高额的播出执照费。而现在，像阿姆斯特丹电影节这样的平台能够将全球所有优秀的独立电影人都集中到一起，提供了新的发行和资金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