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们刚下乡时，“达音山”村没有人戴手表，农民自古以来的习惯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我们去了，上海青年里有戴表的人，我就是其中一个。3月9日早晨，我离家的时候，妈妈摘下了她一直戴着的“英纳格”女表，套在了我的手腕上，我是戴着留有妈妈体温的手表赴黑龙江的。

刚到达音山时，我老以为手表有故障了。不是吗?睡觉醒来，外面的天已大亮，看看手表才3，4点钟。问问同伴阿平：“看看你的表几点了？”经核对，时间完全一样。我明白了，是黑龙江地理位置的纬度高，太阳出来的早，不是手表出了问题。

知青中有手表，老乡知道知青中有人戴手表后，干活时经常会问问：“现在几点了？”人都愿意接受新事物的，慢慢的队长下令收工时不是光看太阳了，而是看看太阳差不多下山了，再问问“几点了？”土洋结合，双管齐下了。

春去夏来，春天播下的种子到了夏天，苗儿长得旺。这时，大田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铲地（锄草）。达音山村地处山区，因此，大面积的土地都在山上，爬山成了我们每天的必修课，出工爬山，收工下山。

黑龙江天高地大，夏天在山上铲地，一条条垄真是长啊！每天四，五点钟出工，晚上六七点钟收工，累得到了宿舍搬着自己的腿上炕。

光是时间长，干活累还好说，山上夏天早晚的蚊子，中午的牛虻，叮得人真正是难受。两手要铲地，顾不上驱赶蚊子，好大的蚊子呀，“嗡，嗡······”的向我们发起攻击，大概哪儿的蚊子都比不上黑龙江的大。

中午时分，蚊子少了，牛虻来了（瞎蠓）。那牛虻要比苍蝇大二，三倍，冷不丁的袭击你一下被它叮过的地方马上就是一个大包，又疼有痒。

最难防备的是“小咬”，小小的黑黑的厉害的小飞虫，也欺负我们，往我们的脖子里，衣服里钻······

为了对付这些蚊子，牛虻，小咬，我们的头上与当地农民一样，包上了白纱布，闷热不说，效果也不是很好，经常脸上被虫叮蚊咬的肿起一块块的包。

我们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何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那段时间，队长下班前总是先看看太阳，然后问我：“冰花，到点了吗？”队长是问我下班的时间到了吗？如果我说“还有半个小时”，那就接着干活。如果我说“到点了”，一天的辛苦就结束了。

我们上海女知青，哪吃过这样的苦？同宿舍的女青年见队长天天问我“到点了儿吗？”就对我说：“冰花，明天起，队长再问你到点了吗？你就提早一点儿说到了，反正队长不知道，好吗？”

第二天，和往常一样，郑队长又问我了：“到点了吗？”我一看表还差半个小时呢，想起昨天宿舍里伙伴的央求，我撒谎说：“到点了”。于是，郑队长一声令下：“下班！”几十个人扛着锄头下山了。

第二天，尝到甜头的我继续撒谎，生产队铲地的人又提早下班了。我们女生宿舍里的人都偷着乐，这是我们的秘密，自以为很聪明。

第三天，郑队长又问我了：“到点了吗？”我看了看表，再一次撒谎说：“到点了”。可这一次，队长没有像前两天那样，一声命令“下班”。而是扛着锄头朝我走来了，一定要亲自看表。我很尴尬，只得把手腕上的表给郑队长看，队长一看，笑了，说：“她看错时间了，还有半个小时，大伙继续干活！”

我楞在那儿，恨不得此时地上有一个洞让我钻进去。

事情发生了，我很害怕，害怕看到郑队长。要知道：我的撒谎，连续两天几十个人提早下班半个小时，队上少干了多少活呀。万一被提高到政治角度：我这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呀。

几天来我都是心神不定，唯恐有什么要事情发生。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郑队长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他原谅了我，见到我还是和以前一样，乐呵呵的。队长保护了我，他为我守住了秘密。郑队长还和以前一样，照样每天问我：“到点了吗？”给足了我面子。

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忘记，为当年的无知感到羞愧，感激郑队长的宽宏大量。年底分红后，许多老乡，知青，都买了手表，结束了达音山全村只有两块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