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微信红包，最应该感谢谁？

胡文

面对今年疯狂的微信红包，有人不无忧虑地说：“这会让八项规定之后原本沉寂的逗利是死灰复燃吗？”

这是一句玩笑话。但事实确实如此。自从八项规定之后，流行于广东机关、企业的“逗利是”顿时不见踪影。说实话，这让诸多单位和企业的头头脑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终于不再害怕被打劫“红包”，或者担心面临被讨要“红包”的尴尬，整个深圳也只剩下类似腾讯一类的土豪企业依然大派红包，大逗利是。但微信红包的春节狂潮，直接复活了“逗利是”传统——不仅将“逗利是”搬到了手机上，而且规模和范围都变得无以想象。这一趋势，注定将延续到正月初七的开工之日。届时开工后的各个单位、企业的微信群里，老板们如果不自掏腰包发发红包，这个工怎么开？

总之，自2015年春晚之后，一个新的年俗已经无可阻挡：微信红包俨然成为一种社交标配，无论是抢红包还是发红包，都是一种场景前置的社交工具。随之而来，场景营销时代全面来临。那么，微信红包的诞生，最应该感谢谁？

在我看来，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广东及其独特的岭南文化。

除夕夜是中国人的不眠之夜，人们聚集家庭迎接新年。吃了年夜饭之后，全家老少团聚在一起，点灯熬夜达旦不眠，称为“守岁”或“熬年”。 年夜饭之后，家中的长辈会发给晚辈压岁钱，传统民俗中讲究用红色的纸包装着，这便是“红包”的来历。

但广东人的最大贡献是，将红包的理念进行了发扬光大。他们将“红包”称为利是或者利市、利事，追求的是新的一年“利利事事”的意头或者一种美好祝福，希望能给别人带来幸运，甚至包括年桔树都要需要挂一些“利是封”以示吉祥。而发“利是”的范围，也从长辈向晚辈发，扩展到朋友之间乃至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之间发。最有趣的，便是已婚的需要向未婚的发放。而未婚的有权力在春节期间向已婚的讨要利是。“逗利是”由此而来。而在内地，春节之间的利尚往来，主要是靠礼品来实现的。如果冒冒然送给别人一个红包，内地人多半不敢消受。但是，广东人则是处之泰然。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广东人所发的利是主要在于“意头”，金额大小倒在其次。五元、十元都可以，发放的人没有什么负担，又表示了一个心意——这是春节广东十分重要的民俗。王石所说的捐款数额不超过20元，大概也是受此影响。因此，微信红包诞生在腾讯，这绝非一种偶然。说到底，这是文化因素使然，乃至其玩法也深得广东习惯和精髓之妙。阿里形容2014年微信红包的出炉是一次“珍珠港偷袭”，这实在是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腾讯。昨天，在微信团队公布的数据中，发放红包最多的省份依然是广东。除了经济实力的因素，传统文化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广东的利是风俗，回过头来又影响了内地。但不同的是，内地人则将红包金额弄得往往很大，攀比和炫富之风日盛——这实在偏离了广东人的初衷。从这一点来说，内地人要向广东人的务实和低调学习。而这种极为符合互联网精神的内涵，应该成为人们今天对待微信红包的题中应有之意。

因此，对于所谓抢红包是“拿Iphone6的人在垃圾桶里捡塑料瓶”的说法，其实是不懂红包的真谛。这是因为——

哪怕1分钱的利是，也是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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