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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山西疫苗案当事人高长宏来到我律师所与我相见。良心记者王克勤将高长宏认定为中国最倒霉的父亲，是因为高长宏的小儿子因喝三鹿奶粉得了肾结石，而大儿子则因接种疫苗患病。两个儿子分别是中国两次重大医疗、食品事件的受害者，你说倒霉不倒霉？

    我和北京的一些维权律师，已经决定要为这些倒霉的家长以及他们的孩子提供法律援助。高长宏今天来见我，就是要与我研究有关维权的法律事宜。

    今天早上，高长宏给我打电话，说是拿着儿子的病例来北京为儿子看病，想来见一下我。我说来吧。我原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来，没想到他进到我的办公室后，紧接着又进来两位男士。我表示客气地问：“你们是一块儿来给孩子看病的？”他们哼哼哈哈地不置可否，而高长宏则没有说话，好像有难言之隐。我观察到该两人的气色没有什么倒霉相，我就断定他们肯定不是来看病的。联想到前段时间据说高长宏因“打架”而被“取保候审”，我恍然大悟，原来该两人是政府啊。

    我心里有点不高兴，想立即把他们撵出去。但是经过脑筋急转弯，我决定让他们坐在那里，听我和高长宏研究法律问题。这样，一来也给他们上一节法律课；二来避免他们怀疑高长宏向我透露什么秘密，回去难为高长宏；三来，他们也不容易，给他们个面子吧。

    我与高长宏谈话开始后，其中一位“陪同”者出去了。过了很长时间还没有进来，而且后来一直没有进来。我发现他正蹲在我所院子的墙根，样子怪可怜的，我就请他到里边来喝点水，他说不用了。不一会儿，另一位“陪同”者也出来了。我与高长宏谈话近三个小时，这两位“陪同”者也一直在院子里守候。

    我得知，高长宏今天下午就必须跟着他们回山西，而且火车票已经买好了。当然是“陪同”者花钱买的，而且据说一切交通食宿费用也是他们花的钱。从他们允许高长宏来见律师分析，他们“陪同”高长宏的意图并不怕他诉诸法律，而是怕他上访。看来，地方政府怕上访，已经怕成神经病了。

    当我把高长宏和两位“陪同”者送走后，我长叹一声。我为高长宏感到悲哀。他已经是中国最倒霉的父亲了，在为孩子治病的过程中，还要被严加看护，失去人身自由。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哀的呢？我也为两位“陪同”感到悲哀。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好劳力，却被安排来干这种不光彩的营生。哪个基层干部愿意来干这个？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干啊。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何尝不也是倒霉的人呢？我更为地方政府感到悲哀。作为一级政府，有多少利国利民的工作要干，哪里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干这种“陪同”的事情？这种不惜代价的维稳，最后的结果是越维越不稳，最后连民心也失掉了。